四川最后的科举巴县老秀才三次乡试不中15000人赶考，取150名

四川最后的科举15000人赶考，取150名 绘图罗乐

鸽笼一般的考棚内号舍举子们考试情景。 郑光路供图

1900年后的成都皇城内致公堂前鸽子笼般的木板号房考棚。 郑光路供图

□郑光路/文

时光倒流一百多年（1903年），正是农历癸卯年、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四川“大比”之年又到，将在成都热热闹闹“乡试”。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大业三年（607年），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在中国延续近一千三百年。美国学者克拉克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有的西方学者还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今天的成都，当人们经过车水马龙的天府广场时，有多少人知道百年前这里曾是全省庄严肃穆的“乡试”之地？那我们不妨进入时光隧道，回到1903年四川癸卯年最后的一次“乡试”，—睹封建王朝科举制度之奇形怪状。

【一】考秀才

鞋袜挤落

光脚板应考

考试分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及殿试）。能登上顶峰中“进士”，确像俗话说的：“真是祖宗坟上长了弯弯树哟！”绝大多数读书人白胡子一大把，仍是个“童生”，“年已七十还是童，真是长寿；到老八股还未熟，不愧书生。”

童生要经县试、府试两次预考，录取后才有资格去院试考秀才。四川童试，三年两考。各县考生先在县衙门的礼房报名、编号，填写身家清白及不是娼优隶卒出身。都得头戴红帽，身穿长套，脚蹬靴子，再穷也要缝件家机布的套子，这是当时规矩。试官提前一天到考场，平常仪仗常用蓝统伞，也改用红伞，表明朝廷科举大典，必须隆重。

考生半夜三更进考场，考试前辕门牌示：几更几点放头炮、二炮、三炮。头炮大约在夜半12点钟，过半点钟放二炮，午夜1点钟三炮响毕，考场开门。试官坐暖阁监督，童生们鱼贯而入，点名取卷后写文章。

1983年，清末秀才朱必谦86岁时，回忆他参加巴县科考难堪情景：考生一窝蜂喧嚷挤入，他被挤落鞋袜，只好打着光脚板应考，惹得旁人嗤笑不已。

县试、府试正值夏天，每次连考五天。场中不时“咚咚”地击鼓传点，以示时刻和催人交卷。县试五场，每场考完都要发榜，榜上有名才能入下场考试。五场考完，一两千人的考生就只剩五六十人了。按旧规，终场考生每人要缴二百钱在考棚内聚餐；能拈这顿伙食的，也算英雄豪杰了。

县试、府试都过了，就有资格参加院试考秀才。这时已是冬天，号舍四面无窗，寒风刺骨。考场内随时有衙役们巡视呵斥。三牌后，就有考生因风寒难耐出场了。

院试的院考大人是由京城来的钦命提学使监考，不受地方制约，很威风。有年重庆来的提学使是湖南瞿鸿机，四品大员出任学差，脾气极大。适逢天上下雨，地下烂泥，考生考前看号牌时拥挤，有个考生竟跌伤致死。瞿鸿机把名册一扔，不复点名，大骂晦气。

那时考试也有人作弊，常见的是“夹带”。清末书坊把《四书五经》上各题目做成格式化文章，印出袖珍版《小题文府》，很容易夹带；还有人将文章密密麻麻写在内衣、内裤、手巾上；也有临时请人代作文字勾通差役传递场内；也有富家子弟干脆以金钱买得前几名的；还有直接请“枪手”混入堂号代考的。巴县考场有次逮着一个“枪手”，官府让他跪在东辕门侧“枷号示众”。

经过县试、府试九场及院试两场，数十日的辛苦，如能咬紧牙关考完，侥幸中个秀才，也算“一领青衿”了。

之后，秀才们就可以赴省城参加乡试，考举人了。

【二】出考题

四川作弊

乾隆下旨要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旧历七月初旬，四川各州县考生们，或一人独行、或数人作伴，或骑毛驴、或乘轿子，络绎不绝赴省赴“癸卯”年乡试。

巴县秀才朱必谦也来赶考，也雇了轿夫两名（每人制钱四千文）。行至内江、资州一带，赶考人渐多，投宿时旅店已满，他只得出制钱百余文另交一力夫，叫他先行几十里“打前站”安排好住宿，晚上方有安卧之所。

成都科甲巷，“科甲”是科举别称，明、清时各州县秀才赴省应试多住此街旅店，因而得名。旅店每间房屋大都悬“文魁”“解元”之类小匾，并书写住宿人姓名，以讨口彩吉利。

农历七月后，科甲巷一带就越发热闹拥挤，旅舍暴满，朱必谦只好租住在下东大街一个商栈内。

乡试就在刘备住过的“老皇城”内。这座金碧辉煌的城中城，宋朝之后因战乱城摧墙毁。朱元璋建立明朝，儿子朱椿到成都当蜀王，重修荒凉几百年的皇城。两百多年过去，张献忠跑到成都老皇城内建立大西国，吃败仗后又一把大火将登基宝殿烧得精光。

康熙四年（1665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奏请朝廷：将原在成都西南角的明贡院移至入“皇城”的原明蜀王藩府旧址修建“贡院”。从次年起这里便成全省乡试之所。但贡院范围已比原蜀王府为小，御河之外已是民居。从端礼门外直到红照壁，清末时为一片大广场称为“皇城坝”；平时市人搭竹棚子做买卖，科考时就必须拆光。

乡试每三年一考（有时增开“恩科”），共考三场，每隔三天举行一场，每场考一天。黎明入场，对号入座，给三支蜡烛。历届乡试考题不同，有时皇帝还亲自检查乡试题目。如乾隆四十年（1775年）二月，乾隆皇帝给礼部谕旨：“现在四川省，出题牵连无理……（试题）若务为新巧，恐士子揣摩弋获，趋入纤佻。”意思是说四川这次“乡试”考题涉嫌作弊，事关本省“文风”和“民俗”，故不可不慎。四川的主考官和礼部堂官，都受到吏部处分。

【三】防舞弊

内外帘官

不准接触外人

朱必谦老先生回忆：遵老辈子指教“考试前不要过于用功”，于是有的秀才以闲书消遣，有的成群结队出游望江楼、草堂寺、武侯祠等名胜。朱必谦购得旧小说《儿女英雄传》一部，书中写有秀才安学海去应试时入场备买杂物甚详。朱必谦依样画葫芦，从衣、食至竹钉、钉锤、钉鞋……鸡零狗碎地买了许多，放在网篮中备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初四，京城来的正、副主考官已到，总督以下各官，均往北门驷马桥外接官厅迎接，跪请圣安后，同至皇华馆休息数天。省外调集前来监考的州县官也赶到，住燕鲁公所。

初六，按规矩考官们当“入闱”：学使在前、两主考跟在屁股后，都穿耀眼朝服，乘坐八人大轿。再随后“帘官”们坐蓝呢大轿，上帘敞露，下帘贴有总督部堂封条，随从如云、威风八面。

为啥叫“帘官”？清代各省乡试时由该省督抚择调各知县官文才高者充“内帘官”，分阅试卷（相当如今高考阅卷老师）；县官中之精干者则充“外帘官”，纠察试场（相当如今监考人员），帘官们的住处称为“帘官公所”（成都此街名至今犹存，已少有人晓得其义了）。为防舞弊，不准帘官们出堂帘之外接触外人。

清朝，主考官、学政、书吏，凡有作弊一旦查出，都将严惩。而且“主考、同考官之子弟，俱令回避，不准入场”。对考生作弊也严惩不贷，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刑部规定，对“枪手”冒名顶替，“无论当时被获，事后发觉……不分有无立约及口许虚赃，俱照诓骗已成例，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充军。雇请之生童同罪。”

当四川总督锡良在“皇城”致公堂上威严地宣布内外帘官衔名、职责后，内帘官们立即入专用房内，并封锁帘门不准再出入。

【四】考三场

蜷缩号舍

一看“策问”傻眼

初七黎明，朱必谦等秀才们急急忙忙雇车轿，去贡院听候点名取卷。取卷后自己肩负行李杂物经过收捡处，领得“照入”木签后，有专人代为搬运行李到所住号舍。号舍东西排列，分别前后。考生们进入气象森严的贡院正门（这就是明蜀府的“端礼门”），门额上写有金灿灿的“天开文运”四字。

门南为广场，左右巨大石狮威风凛凛。有处石坊，横匾是“为国求贤”。北边为三道“龙门”，主考、监临、提调官员们分三道在此点名。再北是明远楼、致公堂，堂前又有石柱牌坊，横匾是乾隆皇帝龙飞凤舞的御笔草书“旁求俊义”。

清末四川每次乡试，常在万人以上，历年都得添设号舍。清末这些仅三尺高，照《千字文》编号的一串又一串用木板钉成的考棚子，共13935间。

吃喝拉睡全在不到两个平方米的“鸽笼”，朱必谦昼则抽出号舍木板为桌案写文，夜则归还原处作卧席。他是中等身材，脚还能伸直，高大汉子晚上就只有“卧如蟠龙”。

考试几天，茶水饭食由官家供给：早晨稀粥馒头，午间白米干饭，并有一大块约二三两的猪肉，其他蔬菜点心则均须自备。入场后有半天先休息，第二天天未明时，颁发题目。考卷为木刻大字一纸，盖有监临关防印，上面印有各种禁令。

朱必谦老先生这届“癸卯”乡试，第一场作《四书》文章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试以“策问”五道。

自1900年“庚子事变”后，乡试内容略有改变，有了“策问”（即议论时事）。考生们在书肆中事前买过《经策通纂策问大全》等参考书，但这次出的题目书上却没有。在八股文里泡大半辈子的考生们，有几人懂得“法兰西”“英吉利”“强国维新”之类，只有抓耳挠腮乱写一气。

至初九日，开试院大门放牌。考生持卷到致公堂前两旁所设的收卷所，收卷官认为不犯场规合格，即可完事。不合格（卷纸污黑等）就要填蓝榜，次日不准进场。随后取得“照出”木签，归号收拾篮中什物，交号夫运出。

初十日黎明时进二场，十一日交卷出场，十三日考第三场。

【五】大家散

主考回京

秀才落榜回家

四川这次“癸卯”年乡试大典，除朝廷派出正副两主考外，全场还以总督锡良监临总管试事，布政使（藩台）为监试司（盐茶道辅之），按察为提调司（成绵道辅之），又调省内不少州县官来当“帘官”。

放榜已是九月重阳前后。乡试各省录取名额都有定数，大致按各省文风之优劣，人口之多寡、丁赋轻重而定。一般大省百数十名、小省四五十名。四川各州县每次来成都乡试者，有一万四五千人。而录取的举人名额，道光以前定为六十名，此后最多增至一百五十名左右。历次增加的原因，是由于清朝旧例，各省可有“报效”（即用银子买举人功名）。

中举人数不过百分之一。有的士子终身苦读、苦考，从青少年熬到老年。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恩科乡试，全国七八十岁以上未中举者即有一百多人。四川考生中八十岁以上者即有六人未中。皇帝也觉可怜，这年乾隆颁谕以“恩赏”举人以嘉慰：“四川省八十以上之潘履谦、戴文壁、刘洪文、王体亨、王升平、李维岱等六名，俱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乾隆六十年（1795年），己卯恩科，乾隆又降谕让四川省八十以上的陈任、马胜道、苟占鳌、钟丕漠等四人“俱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那位朱必谦老先生从光绪戊子（1888年）“开笔”后，乡试三次始终不能中举。“癸卯”年乡试他和许多落第士子们，又垂头丧气回家了。

京城来的两位主考，乡试完即功德圆满，打马回京，按惯例每人可收四川省的“程仪”银子四千两，私谊馈赠的在外。

1903年，农历癸卯年——四川最后一次乡试，就这样结束了。新科举人，就有资格做着“状元梦”，上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了。大清王朝267年中，四川也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出了惟一的状元骆成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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