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一个有戏的地方是幸福的此刻我和众多的戏迷们一起

生在一个有戏的地方是幸福的。此刻，我和众多的戏迷们一起坐在宽敞的剧院里，看舞台上大幕拉开。在美轮美奂的戏曲情景中，一对美貌惊艳的男女在相依相偎，倾诉衷肠。但是，在他们啜饮爱情的甜蜜同时，一双罪恶的鹰爪已经向他们扑来，爱情的悲剧就此铺展开来———这是望江县黄梅戏剧团演出的爱情悲剧《相知吟》。

在观众随着剧情或悲或叹的时候，我的大脑中却出现了“蒙太奇”。时空隧道把我带到了十年前。

那是在温州机场附近的一个海边小渔村。在露天舞台上，我第一次看望江县剧团演出《天仙配》。我是和民进的几个同志一道到温州考察演出市场的。当时市级剧团正在搞改革，剧团是“走市场”还是“走市长”争得不亦乐乎。市民进的同志为此想搞个调研，我当时在市文化局工作，他们找到我，我立即就推荐了望江县剧团。因为他们自1990年后，一直在做打开温州市场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于是，我们远赴温州，实地考察个究竟。这次考察，我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在温州的演出市场，望江剧团初步扎下了根。悲的是，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因为温州比安庆的戏曲历史更悠久，是“南戏”的故乡，温州人对戏的挑剔是外人无法理解的。这次，我们就切身感受到在温州的演戏之难。本来，那晚的戏码不是《天仙配》。原来“东家”定的是《费姐》。我们从一边接待我们一边不停的用电话联系业务的陈立团长的对话中对此事也有了解。在温州，每一个“台口”都是有经纪人的，每个经纪人都有许多“东家”。“东家”就是出钱的人。只要谁出了钱，这晚的戏目就由他做主。那天晚上的“东家”不喜欢《费姐》，因为听说里面有“自杀”的情节，怕不吉利，因此一直吵着要换戏。陈立和对方交涉再三，决定换《女驸马》。这应该是好戏吧，但过了一会，对方又不满意，说“好不容易中了驸马，还是个女的。不行。”当时，温州农村重男轻女现象还特别严重。由此，可见一斑。耗了半天，在开演前，才定下了《天仙配》。

原本以为演出就此很顺利，但在演出中，还是不断有意见，一会儿有人提出要加舞蹈，一会儿有人提出“鹊桥”的动作不到位。陈立就像个店小二，又像个灭火队长，忙得不亦乐乎。演完后，他带我看了演员安在舞台上的“宿舍”和“吃饭”的食堂，其艰苦让我们潸然泪下。我问陈立：“你们是国有剧团，你们也可以找政府要补助，何苦这般降尊纡贵，苦了自己。”陈立，这个带团闯荡温州十多年、被温州人亲切地称为“陈老板”的不善言语的汉子感慨的说：“一个剧团，靠政府，那是耻辱。要生存发展，必须靠演出靠市场，演员是演出来的，我舍不得这批孩子，不让他们多上台，就把他们废了。”陈立指的就是今天的童玲红、何东这批演员。当时，他们还十分稚嫩。看着他们被蚊虫叮咬得斑斑点点的脸，我很是心痛。

一晃又是几年。前年，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又接到陈立的电话，让我到人民剧院看戏，是他们为艺术节新排的大戏《阿珍》。我非常惊讶，因为在这之前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当时已经调到戏校工作，分管教学，因此，有不少县级剧团为参加艺术节演出都向我们寻求支援，主要是演员。几次改革，几次折腾，县级剧团由于长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演出，大多青黄不接，人才断层，唯有望江剧团人才济济，花团锦簇。看了他们精彩的演出，从陈立那意味深长的微笑中，我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是呀，一个剧团，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演出；一个演员，成才的唯一途径就是演出。想当初，如果严凤英不是一天三场演出，她能脱颖而出吗？如果“四大名旦”不是每年的几百场演出，能流芳百世吗？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人挑战，并且把谬误诡辩成真理。现在的一些所谓大腕，所谓的一级、二级，一年能看到他们几场演出？他们成才的捷径就是“比赛”。我们有些机构正好投其所好，各种赛事多于牛毛，一个演员凭一个段子包打天下，凭一个段子从二级走到一级。这是谁的悲哀？可是望江剧团不一样，他们一年300多场的演出，不仅打开了市场，关键是为黄梅戏薪火相传培养了大量新人。你看台上的这批演员，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可是他们的唱作念打，他们的一招一式不都让有些大腕汗颜吗？这样的剧团难道不值得令人尊重和刮目相看吗？

———戏在继续，正义得到昭彰，邪恶得到了报应。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在鼓掌。我也在鼓掌。

时间又回到了现实，但此刻的现实已经不是刚才的了。我为望江剧团鼓掌，为黄梅戏鼓掌，我更为我们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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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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