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在青岛：枕着波涛与钟声从梦中醒来

陈梦家在中国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为“新月诗派四大诗人”。

1932年3月，陈梦家来到国立青岛大学做助教，在这之前和此后由陈梦家关涉的闻一多、方令孺、徐志摩、梁实秋、臧克家、方玮德，乃至胡适等一连串中国现代文学名流，演绎出一连串青岛文坛的风流佳话。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梦家在青岛开始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蝶变，一个誉满诗坛的诗人能用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方式取得历史与考古学科的优势。

陈梦家的故事都已成为历史，被人渐渐淡忘，但青岛人不应健忘。青岛是陈梦家留下足迹的城市，青岛是陈梦家梦醒的地方。

来国立青岛大学做助教

陈梦家，祖籍浙江上虞，1911年4月16日出生在南京一个虔诚的、多子女的基督教家庭。

1927年夏，16岁的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后来更名为中央大学的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大学生时期的陈梦家，一如那个时代众多知识青年一样彷徨、迷惘、矛盾，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难以让陈梦家厮守一张平静的书桌；早期宗教家庭的生活经历，又使陈梦家更多了些心灵的磨难。1930年5月，陈梦家在一篇文章中流露出心迹：“日子是这样不小心地被糟蹋了，我反而常常烦恼。想到自己堕落在不可自救的火焰中，总望掉下一行眼泪来赎罪。”陈梦家希望得到救赎，而他又无法让心灵赎取释放，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圈子使他无法驱散心里的阴霾，他没有勇气正视这个困顿的社会，于是他只好“再去做梦”，在自己编织的诗梦中惆怅徘徊。

1931年夏，陈梦家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在天通庵编选“新月”诗派代表作《新月诗选》。同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陈梦家搜集徐志摩的诗歌遗稿，编出了《云游》，然后终止了《诗刊》的编辑，结束了伤春悲秋、心乱迷思的学生时代。 12月，上海燃起战火，隆隆的炮声震醒了深埋诗人心底的爱国激情，陈梦家投笔从戎，从南京来到上海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季家桥雪中肉搏战中，陈梦家经历了血腥考验，他在夜半掩埋阵亡士兵的遗体，这是陈梦家最初的创痛记忆。

1932年3月上旬，陈梦家应闻一多之邀来到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助教。在梁实秋的眼中，“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人颇为相得”。梁实秋还举了一个事例：一天，闻一多和陈梦家去青岛第一公园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休息，陈梦家蓬首垢面，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帜下。此时，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过来，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闻一多把这件事讲给梁实秋听，梁觉得陈梦家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闻一多写一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而陈梦家回称“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将其大训一顿。梁实秋称：“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闻一多对“过于名士”的陈梦家毫不掩饰他的欣赏，认定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夫，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闻一多的左陈右臧“二家”

岛城文坛津津乐道的是，臧克家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后跟闻一多走入诗坛；而陈梦家则是1927年在南京读大学时与闻一多结识。青岛时期的闻一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 ”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许多研究者认为，陈梦家和闻一多的精神气质有共通之处。 1927年8月，闻一多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时发现和培养了陈梦家和方玮德。1930年12月，闻一多在致朱湘和饶梦侃的信中坦称：“梦家是我发现的，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我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梦家、玮德合著的《悔与回》已由诗刊社出版了。 ”1927年冬，陈梦家到闻一多家中作第一次拜访，此后两人因为诗歌结下了终生之谊。

陈梦家在青岛虽然仅4个多月，但他依然怀着圣徒般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之中，写下了 《在蕴藻滨的战场上》《一个兵的墓铭》《白俄老人》《哀息》《海》《小诗》《四月樱花将开》《叮当歌》等作品。1932年5月27日，陈梦家在《叮当歌》诗后记称：“青岛的午夜有时传来德国教堂的钟声，使我回想十五年前在江南一个神道院中，父亲抱着我倚了栏杆唱叮当歌。我祝福父亲康健，如这德国教堂不变的钟声一样。 ”陈梦家是诗人，他自有一颗诗的灵魂。作为“新月”诗派的后起之秀，陈梦家专注于东方抒情诗的写作，其诗歌含蓄真纯、空灵朦胧，带着一种唯美的感伤。

臧克家评价陈梦家，“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陈梦家“造句专求美丽”，他的想象是“活泼美丽的，有时美丽得出奇，几乎是不合理的了”。陈梦家写吊沪上殉国战士的《洋泾浜》一诗，其中有“桃花一行行”一句，闻一多和臧克家都建议将“桃花”改为“血花”，但陈梦家觉得“写的虽然是‘血花’，然而把它写作‘血花’却没有‘桃花’漂亮”。臧克家认为，“桃花”是比“血花”美丽，但“这篇诗的严肃和沉痛性也随着‘桃花’被取消了”。因此，“他的想象也几乎成了无根的幻想，而他理想的天国也不在地下，在天上”。臧克家说：“对于以 ‘灵魂’活动作为诗的源泉与生命这一点，使我们在谈诗时常常意见背驰！因为我和他对人生的看法恰恰相反。”臧克家还回忆说：陈梦家“在‘青大’做闻先生的助教，和我常谈诗，对我有帮助，关系一直不坏，当时我就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的心在天上，我的心在地下’”。

陈梦家的心为什么总是在天上？事实上，来青岛之前，他是心就乱了。

与方令孺的鸿雁诗情

因为，就在陈梦家来青岛之前，方令孺刚刚离开青岛不久；方令孺来青岛之前，刚刚与陈梦家经历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诗情纠结。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声称：“从某种情形来看，二人有着相当的亲密关系。 ”

方令孺，生于1897年1月，系安徽桐城方氏的大家闺秀，但却被深重的封建势力包围，所嫁之人非己所爱。在五四新思想的感召下，方令孺挣脱桎梏，远走美国接受西方教育。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方令孺受聘为中文系讲师，教大一课程，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为数不多的女大学教师之一。方令孺在青岛执教之外，也写散文、写诗，并由闻一多拉入“酒中八仙”的行列；而闻一多的一首题为《奇迹》的长诗所传达出的未失忠贞的感情偏航，每每让好事者滥嚼舌根。只是到陈梦家以助教的身份出现在青岛时，方令孺已黯然地离开了这个口水之地。

说起来，陈梦家走红诗坛，与方令孺深有关联。1929年秋，读大学的陈梦家结识了写诗歌的方玮德。因为诗歌，1930年春，不满20岁的陈梦家与方玮德的九姑、34岁的方令孺相识。许多研究者都愿做出这样的推论：幽居中的方令孺冥冥中期待着这场邂逅的到来。陈梦家与方令孺这对有14岁年龄差距的男女，在方令孺遭遇婚姻不幸和陈梦家陷入成长烦恼的时候，你侬我侬，激起了一片扑朔迷离的情感波澜。其实，最令研究者感叹的是造化的神奇——人生有太多的偶然，偶然中释放无数的悬念。这场美丽的邂逅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激起了方令孺的创作灵感——一位不曾写过任何文学作品的成年女子，因为与青年诗人陈梦家的结识而文思泉涌，生花妙笔催生了一篇篇清绮绚丽的散文。

方令孺在《新月》上公开发表的给陈梦家的第一函，写于1930年5月6日，那是她收到陈梦家信后的复信。陈梦家与方令孺在南京相识仅几天，方玮德便因病住进了医院。内侄年轻而多病的身体，让做九姑的方令孺十分揪心。正在这时，陈梦家的父亲也病了，他要回上海照顾父亲。陈梦家回到上海的家里，写信问候方玮德，却请方令孺代为转达。方令孺读了陈梦家的信，如同看到了一个奇异的侠客，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复活了。接下来，陈梦家与方令孺之间出现了高密度的鸿雁交流。

通信的话题自然是他们的共同爱好——文学。方令孺说，喜欢读陈梦家的《一夜之梦》，是因为陈梦家写的文字同他说的话一样有“含韵的气味”。青春和文学直逼人的心底，这让方令孺忍不住地回味，“近一个月来因为常常读你的信，教我淡忘了多少眼前的烦恼。这因为你有诗人的温存的性质，当你在那样忧苦不安的时候，写出的话仍是那样的蕴藉”。重要的是，和陈梦家在一起，方令孺感到满足，“我非常喜欢得认识你，这使我不致时时要用心机做人”。

陈梦家则对方令孺产生了少年维特式的依恋之情。陈梦家借喻英国作家巴里童话剧《彼得·潘》的主人翁文黛和彼得，希望方令孺披了文黛的衣裳同彼得一起飞（文黛是指方令孺，彼得是陈梦家自指）。剧中的彼得是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他给文黛身上撒了魔粉，一起飞到了虚无岛，让文黛做了孩子们的小母亲。文黛遭遇海盗捕抓，彼得战胜了海盗，救出了文黛，但当文黛挽留彼得时，彼得却因不愿长大成人，而告别文黛，情愿过儿童生活。方令孺清楚地意识到陈梦家的暗喻，她觉得自己飞不起来了，别人的幸福“只永远成为我梦中的幻响，生活就这样枯索下去？常想与其这样还不如低沉沉地埋在墓底！ ”岁月能把一个女人的青春带走，却带不走她由学养和梦想积淀而成的爱和美。事实上，承受着命运重压的方令孺不甘心于目下的生存现状，她要改变家庭和社会给予她的不幸，她渴望和彼得一样展开翅膀飞翔，飞到一个远离世俗、能让心灵自由放飞的地方。

陈梦家与方令孺1930年5月至8月的通信，二人都用诗意的方式安放。陈梦家以“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为题，发表在1930年12月《新月》杂志第3卷第3号上。方令孺则在结束通信之后应聘国立青岛大学，1945年以“信”为题，收入结集出版的《方令孺散文选集》，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7辑中。

在青岛开始了学术转向

陈梦家意识到，他可能不适合做诗人。据行家评价，陈梦家的诗歌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在思想意识上，陈梦家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意识；在艺术修养上，陈梦家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造诣，因而“所作却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对陈梦家的诗歌最早提出批评的是胡适，有意思的是当时胡适正在来青岛的路上。1931年初，陈梦家将自己的诗集和新刊行的《诗刊》邮寄给胡适。 1月24日，胡适在前往青岛的船上读了陈梦家的诗集，感觉“里面有许多好诗，小诗有很好的，长诗如《都市的颂歌》也算是很成功之作。此君我未见过，但知道他很年轻，有此大成绩，令人生大乐观”。同时，胡适也发现了陈梦家诗歌创作的弱点。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梦家的诗颇有一些不很能明白的句子，但大体上看似有绝高天才。他的爽快流利处有时胜似志摩。”胡适从青岛回沪后，2月6日接到陈梦家一信。陈梦家在信中称：“前在上海，无缘晤教”，“关于我的诗，我盼望你能写一信批评一下”。 2月8日，胡适在复陈梦家的信中称：“深感觉新诗的发展很有希望，远非我们提倡新诗的人在十三四年前所能预料。 ”作为诗坛元老，胡适从爱护青年诗人的立场出发婉转地指出：“你的诗有一种毛病可指摘，即是有时意义不很明白……你的明白流畅之处，使我深信你并不是缺乏达意的本领，只有偶然疏懈，不曾用气力来求达意而已。我深信诗的意思与文字要能‘深入浅出’，入不嫌深，而出不嫌浅。凡不能浅出的，必定不会深入的。 ”同时，胡适将陈梦家的诗歌重新做了标点，并随信说：“送给你看看我标点校勘错了没有。 ”

胡适的批评有理、有据、有节，陈梦家不可能没有感触。陈梦家在写于青岛的《四月樱花将开》的文章中称：“近来常为不清净而使心如野马。”为了让心安静下来，他翻译了记录所罗门与苏拉女的情诗集《歌中之歌》。此前的1931年秋，陈梦家曾与友人六合田津生合作翻译《歌中之歌》，可是由于六合田津生的病和死，合译搁浅。到青岛后，陈梦家重新拾起译笔，“经过几个夜晚”，终于翻译出来，并写了序言。陈梦家自言：为保存原诗的本色，“顾不到字句的美与音韵；但有几节，我却妄肆的修饰它，我的希望是译成了现代诗的形式再不失去它的朴素”。之后，陈梦家捧起了六合田津生临终时遗赠他一直藏于行箧的英文原版《白雷客诗集》。当他把汉译白雷客诗歌的设想向闻一多提出时，立即得到了闻一多的首肯。 1932年5月26日，陈梦家在闻一多的指导下译出了白雷客的一首《小羊》。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在《陈梦家早年文学活动与其古史研究的关系》一文中称：“在中国，从《圣经》开始进入中国古代学的学者，我想除了陈梦家之外，大概没有其他人吧。 ”

陈梦家在青岛的学术转向与闻一多的“向内转”分不开。1932年的闻一多困于种种非议，他的心思不在诗歌而转向了学术，谋求在殖民化的语境中如何更新传统。受闻一多的影响，陈梦家在青岛开始了甲骨文研究。实际上，以精美为求索天地的陈梦家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他以诗人敏锐的思维切入甲骨文字，并由此深入到卜辞礼俗的探求。陈梦家发现，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最具经典化和历史化的材料，可以从中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梦家“在古文字界有着堪称独到的造诣和成就”。

1932年春夏之交，国立青岛大学为让学生安心读书，实行了严格的学分淘汰制，引起学生的不满和反对。闻一多因站在校方立场，受到学生攻击。 7月中旬，陈梦家陪同闲居无聊的闻一多赴泰山游览，因雨他们困在灵岩寺3天。之后，两人在泰安车站分手。陈梦家南归，闻一多返回青岛。在经历了愤怒、抗争和无奈之后，闻一多也离开了青岛。

1932年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梦家则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古文字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望重陈梦家的才华，便将爱女赵萝蕤许配给陈梦家。赵萝蕤，小陈梦家一岁，生得像出水芙蓉，能诗文，还会弹钢琴，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193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据悉，参加陈梦家与赵萝蕤订婚仪式的有闻一多、胡适、方令孺、梁实秋、钱锺书、林徽因、沈从文、叶公超等。1936年1月，陈梦家和赵萝蕤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婚礼。对陈梦家与赵萝蕤的结合，同事钱穆有一段文字：“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

1944年秋，陈梦家获得一次美国之行。经哈佛大学费正清和清华大学金岳霖介绍，陈梦家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开始为期一年的中国古文字学授课。在美期间，陈梦家编写了规模宏大的流美铜器图录，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还与芝加哥艺术馆的美国同行合编了 《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据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劝陈梦家永久留在美国，并为他谋一份适合的工作，可陈梦家婉言谢绝了。他留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妻子赵萝蕤，独自一人回到陷于内战中的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

陈梦家回国，为他提供了重返青岛的机缘。1947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青，司徒公干之余，抽暇和燕京大学青岛校友见面。据参加会晤的李忠桥、栾淑秋、王姬娴等校友证实，陈梦家闻讯从清华赶来，见面会就在中山路一号，当时的国际俱乐部。

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陈梦家的后半生则遭遇“反右”和“文革”两大劫难，他决定以死抗争。 1966年8月24日，陈梦家写下遗书，服下安眠药自杀，但由于药量不足未死。在服药自杀未果之后，陈梦家选择了更绝望的极化方式——自缢身亡。 9月3日，陈梦家决绝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年，他只有55岁。

陈梦家在《铁马的歌》写下的“不祈祷风，/不祈祷山灵，/风吹时我动，/风停我停。 /……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 ”——这是招魂曲？还是他一生的谶语？

陈梦家在办公室。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摄于20世纪50年代）。1947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右）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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