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与《惜抱轩尺牍》 卢坡

桐城中学校内姚鼐手植银杏树 汪文涛摄关于书信这一体裁，姚鼐指出：“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姚鼐认为，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正是因为沟通交流的需要，“书”这种文体产生了。

最初“书”这种文体的产生多与军国大事相关。随着沟通交流范围的扩大，“书”这种文体开始“下移”，为一般文士所采用。

早期的“书”多是写在木板、竹简上的，故而又常被称作“尺牍”。或许是因为刻在木板、竹简上的书信因刊刻较为困难，一般都比较短小，在后世的传用中，短的书信被称为“尺牍”，长的书信则被称作“书”，以示区分。实际上，“尺牍”与“书”的区别，又不仅仅在于短长，尺牍较为随意、自由，多用于亲友弟子之间；书则正式、规范，常用于不太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中。虽然很多学者对于两者不做区分，但对于文体分类有着较强意识的姚鼐则区别对待之。

姚鼐尺牍为典型的学人尺牍，其中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更以其详细记载了姚鼐与子弟等的交往，为桐城派发展演变之考察，提供了一个真实而独特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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