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钱钟书

之于他浩若烟海的学问，钱钟书的书法实在不成样子，写字而已。当然，他的心思不全在这里。钱钟书的明智，在于他懂得拒绝。1988年，陈寅恪家人陈封雄拟将陈一直暂厝广州的骨灰瓮归葬杭州郊外的祖茔，托周振甫先生请钱钟书书写碑文，恐钱钟书撰大字不便，小字也可，由陈家人复印放大。可是，钱钟书复信周振甫婉辞了，他信中说：“弟不工书，寻常献丑，不过尺牍，笔札，所谓帖体，而非碑体。重诸金石，字必端正。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以董玄宰书之秀媚而大字辄作颜平原体，即此意耳。况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大脚，贻笑识者，玷辱贞珉。至弟忝窃虚名，抚躬自惭之不暇，而何敢厚颜奋笔为标榜之资乎？乞兄善为我向封雄先生代达下情，感刻感刻。”正因为懂得书法，故而心生庄敬，不敢率尔操觚。

当年，钱钟书放洋英伦时，乘法国游轮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手头不过一部英文词典和几本古碑帖打发旅途时光。此后，他无论抗战时期蜗居“孤岛”，与傅雷以书法交游，临帖养神贯气，兴来习草十七帖，之后，他去湖南安化蓝田执教，还是文革时期到河南信阳干校所谓劳动改造，手头也总不离一部英文词典和古旧碑帖。钱钟书虽不以书法为业，但对书法一直心心念念，不曾割舍的。民国时期，但凡有染文墨之人，书法作为“余事”，犹主食外的小菜，断断少不了的。钱钟书为学一生，一日之中除了大量阅读中外典籍外，犹如其无锡家宅楹联所谓“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其剩余时间多用来读碑、临帖。横文造艺，滴水穿石，庖丁解牛，非朝夕之功。据钱钟书好友吴忠匡回忆，钱钟书“楷书的师法模仿近人张裕钊等，算不得‘高古\’，后来好像学过苏、褚、二王的字，不过都不下功夫，随便临摹，成不了气候”。然而，正是这“随便临摹”，让他感悟到中国书法的源流嬗变，打通了书法与文学的经络、历史政风时尚对书法文墨流变的贯通，并将这诸多感受一一写进他的《谈艺录》、《管锥编》中。钱钟书学问的高山大川，“精研博综一身兼”，“且执两端开别派”，“高腔低韵天然籁”（钱钟书诗句），恰恰由这些涵盖中外、贯通古今的学术著作所凸隆与彰显的。《管锥编》编辑周振甫先生，当钱钟书将此厚重一摞手稿交由他时，一见此书稿累若珠玑的蝇头小字，显然从大王十七帖的墨辙中走出，他一下就给震撼了。这该是怎样的功夫啊！“哀痛始知孤学苦，忧疑弥信务言藏”。钱钟书的前辈诗人李拔可曾留下这样的感叹。

与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由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而走进钱钟书的。这部小说，我前后读了三遍。一般读小说，我少有读两遍的。可这部学界小说的俏皮、智慧、机巧，让我欲罢不能。钱钟书做小说很不正经，做学问却正儿八经。有“钱学”研究者统计，一部小说《围城》单单比喻就达760多条之多。有如每一个不以平铺直叙的文体为满足的小说家一样，这些海量且新异奇特的明喻、暗喻，暗藏机锋，巧设机关，无疑增加了小说的谐趣性与阅读的快感，同时，也为小说节奏提供了波澜起伏的叙述张力。1959年，钱钟书在给夫人杨绛的赠诗中首谈《围城》，曰：“荒唐满纸古为新，流俗纵教幻认真。恼煞声名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显然一部痴人说梦的文字游戏。

之后，我腾出一段时间，将他的《谈艺录》和四卷本的《管锥编》认真通读了一遍，我忽而掉进旧学的瀚海，陡然觉得自己矮下去、再矮下去，一直矮进了尘土里。此后我再不敢说自己是读书人。比之于钱钟书的浩瀚，我连一粒沙尘也不及。钱钟书读书、做学问，多从别人漫不经心处，发现自己的兴奋点或能够引起别人兴趣、却又往往被忽略的知识点。因而，他笔下文字能引发人惊异的兴奋。读者会发现，我也读过这本书，怎么没读出它的精彩？回过头读，方才发现那些精彩恰恰隐藏在文字丛林中的隐秘处，没被自己读出而已。读书多了，读书笔记也盈箱溢箧，古今中外一锅烩，华洋交葛互生发。一如郑朝宗所说：“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批评，《管锥编》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处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的确，《谈艺录》、《管锥编》全以文言写成，按钱钟书所言是一种他独有的“家常体”，即不骈不散，亦骈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为声律对偶所拘，亦不有意摆脱声律对偶，一种自在萧闲的文体。说白了，是介乎骈散雅俗之间的一种文体，又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

诚然，钱钟书自己就是一座游走的图书馆，“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当然，钱钟书也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于是，读者便有幸读到了《谈艺录》，之后，散珠碎玉，珠联璧合，虽“管锥”之见，幸有珠玑之编。的确，虽然有吃不到葡萄的人讥此两书为“掉书袋”之集大成者，但它遥不可及的浩瀚，却是一般读书人穷其一生也不及的。也有很多人说读不懂，在这一点上，钱钟书似乎有一种学术的孤傲与清漫，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从不打算降格以求，向读者献媚。他的书只写给“素心人”。

钱钟书的高妙与他学问之优，全在他始终站在比较文学的风口浪尖，“观点创造事物”（索绪尔句），古今中外比较、考量、权衡、判断，条分缕析，独具只眼，生生将“图书馆式”的死学问做活，且五彩缤纷，活色生香，加之西方比较文学的独到视角，让古旧之学老树新枝，焕发新绿。所谓知识创新，不过如此了。

写到这儿，多说一句。我对无锡这座城市的尊重，全然来自于它对故乡名人的尊重，特意将其故居设立为一个公交站点，那就是钱钟书故居。要不是这一公交站牌，我造访无锡时，或真要与钱钟书失之交臂了。全因读了他的书，对他更心向往之，高山仰止，去他故居时，与他石雕像合影，细心浏览钱家的江南老庭院，忽而在一侧储物间见一木制童车，前车板很大，像个小桌子。钱家老辈人多有“药罐子”，每回抓回中药，其包装用纸干净、吸水，钱钟书常用来临摹伯父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我想，钱钟书当时或许就在这童车的前桌板上做这些事情，他对旧学的兴趣，应是从那时就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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