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吴汝纶先生

王族友

很早时候，去吴汝纶墓祭拜过一次。今年六月，跟几位好友从江南回来，经过那里，见路边赫然立着 “吴汝纶墓”的指路牌，几人一合计，又一次拜谒了吴汝纶先生的长眠之地。

吴汝纶先生是我们这片土地上诞生的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大家，一位有思想、有担当的士大夫。在国难当头，国家积贫积弱，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门，进行经济和文化双重掠夺的低潮时代，吴先生没有沉沦，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系统剖析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的落伍，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他铁肩担道义，大声呼吁废除科举，主张在全国大兴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培养实用型人才，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吴先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启蒙者，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吴先生是一个明眼看世界的人，他放眼全球，认为西方领先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我们的落后是由于技不如人，造成了我们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也看清了洋务派的局限性，虽然他们也向西方学习，但只是在旧的传统仪轨上缝缝补补，难以破茧成蝶。他更看清了教育的落后则是一切落后的根源，而技术的落后，必须通过教育来提振。因此，他大声疾呼：“今日之积弱不振，不在兵败，不在饷竭，而在吾国人才不足于外国相抵。及今再不作养，永无人才足用之时。”吴汝纶先生坚定认为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是败坏人才的教育，指出“如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是他的奔走呼号，多方倡议，才使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废除科举后，吴先生提出一整套新式教育主张，打碎旧的落后的教育体制，代之以新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开创了新式教育之先河。吴先生认为西方的教育是“智民”教育，而中国的教育则是“愚民”教育，这一智一愚造成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使得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吴先生大力提倡西学，声言“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即使在变法失败、维新派被到处追杀的恐怖时刻，吴先生仍不改初衷，大力倡导西学：“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并且指出 “将来后生，非西学不能自立于世。”在吴先生看来，学习西方知识，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培养经世致用的合格人才，才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吴先生对西方科学的了解是全面而系统的，无论是作为曾、李的幕僚，还是在就任莲池书院山长期间，他一直关注西方科学的发展。他十分重视西方书籍，接触过西方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外交、医学和法学等书籍，认为西书是西方知识精化的凝结，是西学的最好来源。如果将这些图书译成中文，就可以更方便地传播西学，使更多的国人有机会获得知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他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赞赏有加，称之为一部划时代的力作。在接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他没有立马上任，而是不顾年迈，亲赴东洋考察。三个多月的舟车劳顿，吴先生系统地考察了日本的经济、社会、教育，并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东游丛录》，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日本的书籍。吴先生通过自己的西学补习和实际考察，为自身教育理念的形成，完成了基础知识储备，厚积而薄发，为倡导经世致用的新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洋考察归来后，吴汝纶先生又呕心沥血，四处劳苦奔波，多方洽谈，筹措经费，选择场地，终于在垂暮之年在家乡桐城这块热土上，创办了桐城学堂，并聘请了日本人早川新次为教习，作为“安得东西并一堂”教育理念身体力行的实践。吴先生为桐城学堂题写了“勉成国器”的牌匾，撰写了“后百十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表达了先生对通过新式教育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挽国家于危难的厚望。桐城学堂是一枝报春花，是一所示范校，为举国营造出一全新的教育氛围，开放的社会风气，为西学在更广范围传播创造条件。应该说，至今我们的父老乡亲还得益于这座学堂，让这里国器迭出，声名遐迩。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肃立在吴先生墓前。我想：吴先生勉励后人成为经世致用的国器，实现民富国强的夙愿。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我们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和西方的差距已大大缩小，某些方面已同西方并跑了。当年，我们的先贤吴老先生所苦苦追求的，不就是这样的效果吗？是的，后人总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我们今天的成就是无数前贤用心血和汗水铸就的，我们至今还受益于吴先生的智慧，应该感谢吴汝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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