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偏激

书同

钱玄同的朋友圈人所共知的一个“新典故”，就是他说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过头话。

钱玄同说“过头话”时候的北大，几乎是人人可以说“过头话”的地方，因为校长是蔡元培，他奉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文科学长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发表各种新锐思想和口号；同仁中的胡适、李大钊、吴虞等，皆以文学、思想和政治启蒙为职志，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要说几句“过头话”，自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在《新青年》这个思想开放的阵地上，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时间打得火热，不仅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表示“绝对赞同”，同时对《文选》和桐城派，予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全盘否定。即以思想变革论，也不甘落伍，曾言“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于二十世纪共和时代”；要废除孔教，必先废汉字、汉语、不读中国书云云。他的这些偏激言论，在专制横行、民智未开的时代，不用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自然受到社会多数的批评，就连与他并肩作战、同样偏激的陈独秀，也忍不住站出来说：“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

以偏激论，钱玄同所说过的话，莫过于“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是黎锦熙所记录的原话。胡适所记似乎略有出入。

钱玄同说这话时，年纪不过三十出头。然而，忽忽之间，就来到了1927年。到了9月12日，便是他的四十岁生日。几个玩冷幽默的朋友，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为他祝寿，并拟在《语丝》杂志刊登“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讣告、挽联、挽诗、悼念文章都写好了，广告也发出去了，然而，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专号”竟没有刊出。

前引胡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就是这时所写。据章衣萍说，原本题目《手枪》。诗寄出后，胡适也早就忘记了。倒是有心的章衣萍，把它抄进了《枕上随笔》的日记中。

1943年10月30日，在美国的胡适，收到同乡、中国公学毕业生胡不归所作《胡适之传》，其中也抄录了《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的全文，可见这诗当时流行之广。这时，老友钱玄同已去世近五年，展读旧作，忆念故人，不禁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玄同死在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我至今没有哀挽他的文字。今天读这首诗，回想我们二十多年的友谊，忍不住哀思。故把这首诗抄在这里，做一个纪念。”

“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句过头话，鲁迅自然也是熟知的。他在1932年底和1933年，以《教授杂咏》为题，写了四首诗。其中第一首，即写钱玄同，引用了这个“新典故”，并牵扯出另一个“新典故”（传钱玄同在北大曾宣称：“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显然，这是两人由亲密而疏离之后，一方对另一方的讽刺挖苦。由此可见“过头话”是万万说不得的。

鲁迅对于钱玄同，向来似乎有些“不敬”。早在东京时，一同听太炎先生讲课，因为性急、抢着说话，且讲话时指手画脚，鲁迅即给他一个外号“爬翁”（意其在席子上爬来爬去）。这大概以玩笑的成分居多，并无恶意。作为回报，钱玄同也曾给鲁迅一个外号：猫头鹰。但后来鲁迅对钱玄同的批评，即是认真而无情的。鲁迅曾当着友人说：一般人“十分话最多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1929年北上省亲，两人见过面之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1930年致信川岛：“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气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罡，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这些话，已不可等闲视之。

而在钱玄同一方，除了曾在给友朋的信中，称过鲁迅“左翼公”、“左公”（意指鲁迅参加左联）外，似乎不曾有更多的评论。 1929年，鲁迅北上省亲，两人在孔德学校巧遇，他因见鲁迅名片仍为“周树人”三字，遂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指其不用“鲁迅”）。”鲁迅答他：“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暗指“疑古玄同”）。”此后，便“默不与谈”。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了。一周后，钱玄同作文纪念，对于昔日老友终至“绝无往来”，颇为介怀。他说，“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到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周作人曾说：“玄同的文章和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他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

从上引纪念鲁迅的文章，特别是评价鲁迅“治学最为谨严”，“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多疑”、“轻信”、“迁怒”，足证周作人所言不虚。

其实，在风云际会的民国，钱玄同的偏激，也许并不能算最有名，而且他“偏激”了一阵之后，便很快回归学术正道，钻进“国语统一”、“汉字注音罗马化”的象牙塔去了。这自然是好事。他毕竟是一个学者，一个术有专攻的文字学家。回头再看他那些“偏激”，勇气固然可嘉以“儿戏”视之固然不尊，但有的，比如废除汉字，比如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充其量只能算“一时之愤”，口头上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要拿他与陈独秀的激进和坐牢，辜鸿铭的长袍和辫子，黄侃的恃才傲物、嬉笑怒骂，刘文典的看不起沈从文，金岳霖的“哲学动物说”和终身不娶，等等等等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甚至简直不能以“偏激”视之，此对其不算长的一生而言，幸耶不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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