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铭背后的万千世界

○发掘现场

几年前，桐城市发掘了一座古墓葬，墓中殉葬器物很少，除去几块碎陶片外，仅出土了一块墓志。由墓志得知，这是一座唐墓，墓主为唐代桐城县令郑寔的夫人齐氏。唐代桐城县令夫人齐氏墓志的出土，不仅为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物质资料，尤为重要的是，它对于研究桐城历史，研究桐城派及桐城学术的产生，也意义非凡 。

一、墓主到底是什么人

在历史长河中，墓志铭一直是殡葬文化之应有之意，受到十分的重视，是一份浓缩的个人历史档案。齐夫人墓志正面阴刻文字，行楷，分30竖行，满行18字，共有文字496个。志文字体娟秀，字迹基本清晰可辨。墓志铭包括标题、志（序）及铭三个部分。简短的文字里，通过陈述墓主籍贯、世系、家庭、生平及品行等等，活化出一位温婉聪慧、敬顺谦慈的中年女子形象。

据墓志介绍，齐夫人为高阳（今山东省境内）人氏。关于高阳齐氏的来历，据史料载，姜子牙缔造了齐国，故被奉为齐姓始祖，又称齐太公。齐姓姓氏来源与齐太公立国有关。

齐夫人生长于官宦世家，曾祖官至朝廷工部尚书，祖父是“齐州长山丞”。齐州即山东济南市，隋唐时设长山县。她的父亲齐澣官吏部侍郎（正四品上），死后赠尚书右仆射，官阶从二品。《旧唐书·文苑中》记载，齐澣是一位有文才、有胆识、忠贞爱国的直臣。齐夫人的二位兄长亦在仕途。长兄是“殿中侍御史信州（现江西省上饶）刺史”，次兄为“尚书司封郎中兼侍御史”。

“作配君子，廿十有行。故归于我荥阳郑公。”齐夫人二十岁时嫁入荥阳（现河南省荥阳市）郑家。荥阳郑氏是汉唐时期著名大族之一。在时序推移中，郑氏代出俊彦，世有重臣，仅在唐代就出过十一位宰相。夫人的丈夫郑寔是 “温良之君子”，亦跻身仕途。他曾在冯翊（现陕西省大荔县）任主簿，后迁任桐城县令。“夫人诞生名家”，又嫁入名门，正可谓与古代才子佳人、门当户对的理想婚姻观相吻合。在婚后二十年里，齐夫人生育有两个儿子，其一是郑稷，其二是郑和。中国自古十分重视子嗣，所以儿子的到来，给作为母亲的齐夫人的人生是加分的。

据史料载，大业三年（607）冯翊改武乡县置为冯翊郡治，治所即今陕西大荔县。郑寔任冯翊主簿应在乾元元年（758）之前。而夫人“宝应二年（763）五月十二日寝疾，终于桐城县之官”。《桐城县志》载，桐城县名始于至德二年（757）。由此推测，郑公任桐城县令时，已与冯翊主簿没有交叉粘连。正是因郑寔“摄桐城县令”，齐夫人随夫君官职变动而迁离故土，从遥远的陕西冯翊来到江淮之间的桐城。这之后，原本可以在此相夫教子，尽享天伦，谱写一曲夫荣妻贤、子孝家和的人间韶乐，却不意天不赐福，夫人于“宝应二年（763）五月十二日寝疾，终于桐城县之官，春秋卌”。最后，“权卜宅于桐城县之西偏，青峰山之南岗”。

齐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墓志铭对她的评语有三处，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能从中看出齐夫人的为人及品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人的理想妇女观。第一处描述待字闺中时的她，“植性聪敏。习威仪於壼则，承礼训於公宫，闻诗识关雎之美，阅礼慕敬姜之行”。这是一位散发翰墨芬芳、尊礼循规又温雅清纯的女子形象。第二处指嫁后，齐夫人经营家庭有方。不仅夫妻“和鸣有别，琴瑟萧穆”；和家人相处，也是“奉上勤恪，接下惠和，玄同烈女之规，不差内则之教”。尤为重要的是，她教子得法，致使两个儿子皆“聪明孝友，恭敏茂异”。从志文看出，除英年早逝（卒时“春秋卌”）之不幸外，齐夫人的人生不可谓不美满。第三处颂词，出现在铭的部分，对她的一生作了总结性陈述。铭曰：“天生哲妇，作配令门，宜其家室，兰蕙氤氲，六亲已和，九族必闻，琴瑟唱和，鸾皇以群，余庆承家。”总之，齐夫人是一位温良贤淑、知书识礼的女性，是一位顺从的妻子，是一位疼爱孩子、教子有方的好母亲，还是一个“宜其家室”的女家主。

二、从墓志铭看唐代社会

墓志铭记录的是墓主人的一生，同时呈现的也是一个微缩的社会。齐夫人墓志铭文字简短，内容却很丰富。不仅记录了齐夫人的人生经历，介绍了死后葬制，介绍她的相关亲属及其社会地位，还记录着和她生存有关的地域名称。凡此等等，共同组成的正是一部唐代社会生活的缩略图。

唐代浓重的宗族观念。中国自古重视宗族观念，齐夫人墓志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齐夫人不仅宗姓来历显赫，“洎非熊启勋，佐武克商，营丘受封，因邦命氏，垂庆积厚，轩裳至今”，而且家族世系传承也是相当了得的。自曾祖始，祖父、父亲和兄长，及至丈夫，他们均在朝为官，或为尚书，或是侍郎，无论显晦，都能体现出夫人出身与出嫁的优越与荣耀，以官宦的荣光给亡者的墓志增色。

唐代及更早前的地理名称。墓志中出现地名有九处，分别是“冯翊”、“桐城县”、“高阳”、“营丘”、“齐州”、“长山”、“信州”、“荥阳”及“青峰岗”。除青峰岗是山名外，其余均为不同朝代地域行政区划名称。这些地名从黄河到长江，纵横上千里，横跨大半个中国。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地名已经被历史尘埃所覆盖，在当代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有的地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一路走来，仍存活至当下，甚至引发归属之争。譬如“营丘”，现争抢其归属地的有两个地方，分别是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与山东潍坊市昌乐县。它们都认为营丘历史上就是自己的属地。这一争论似乎古已有之，据传在乾隆年间达到过一次高潮，终于惊动皇帝，乾隆御批昌乐县为“尚父（姜子牙）初封地”（ 来源于百度百科“营丘”词条）。皇帝御批有多少可信度未为可知，争论至今未了结却是事实。如此来看，齐夫人墓志出土，对于所涉及地名的研究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古地名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见证了昨天，衔接起了今天，还会走向未来。

唐代重男轻女，官本位思想严重。齐夫人墓志牵涉九人。除墓主为女性外，余者均为男性。也许是她的两个儿子尚年少，未获取社会功名，故仅就二子聪明与孝敬处着墨。另外的五位都刻录下其官阶职衔。墓志上刻录有名字的六人，分别是她的父亲齐澣，丈夫郑寔，长兄齐□（□字左右结构，从“曾”从“羽”） ，次兄齐□（□字左右结构，从“工”从“羽”） ，长子郑稷，次子郑和。没有名字者三人，除墓主外，还有曾祖父和祖父。曾祖和祖父该录名字处却用空格代替，以示为尊者讳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其父亲亦为尊亲，但刻录下了名字。也许，用远离故土的缘由作解释，可能更为合理一些。因“归旅之犹远”，亲人音信阻隔，而夫人已逝，郑公并不知晓已故曾岳丈的名字，或者即使知其读音而不确定写法，出于慎重起见，以空格代替，以等待归葬祖茔时，再正式撰写志文补上。志文中有“权殡”，表明郑县令及其家人是有让齐夫人归葬打算的。至于墓主齐夫人不录名字，从女性社会地位低、唐代男尊女卑思想严重的角度理解应该不无道理，因为这在包括唐代的历朝历代的女性墓碑上都常见。然而，“夫人字□”，后面预留下的空格似乎又不能仅用轻视妇女的解释了事，应还另有隐情。丈夫郑公还在世，这是确定的，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夫人的名字？抑或碍于汉字同音字多，所以不确切具体字，出于慎重起见，干脆空格，以待正式落葬时重新撰志补录？什么都有可能，却似乎又都不太适合于解释，毕竟齐夫人才是墓志的主人。

唐代重视葬仪之习俗。殡葬作为人类回避不了的一项活动，在历史的年轮中演绎变化，逐渐形成了种种葬仪风俗。“权殡”是我国古代殡葬习俗之一。由于崇尚叶落归根，人们以把客死外乡的亲属迁移回故乡，归葬于祖茔视为死者最佳结局，是晚辈对故去长辈的孝顺，是活着的人对于死去亲人的最好交待。然而，受阻于古代交通不便，或者社会动荡家族变故，或者迁徙费用等等原因，归葬之途往往艰难而曲折。齐夫人因随夫官，客死桐城县，之后是有归葬的打算的，所以“权卜宅于桐城县之西偏，青峰山之南岗”。读到此，就不难理解墓葬中极少有随葬品，仅有墓志，却无墓盖，还有齐夫人及宗祖没刻录名字，都应该与“权殡”有关。“权殡”于此的原因，志这样写道：“想故国之榛芜，虑归旅之犹远。”对此，可作两种推测：一是路途遥远。桐城县与河南（荥阳）的夫家郑氏祖茔，或山东（高阳）娘家相距确实遥远。但这对于重视归葬的唐人来说，并不构成阻碍迁葬的充要条件。这可以从《唐濮州临濮县尉窦公故夫人崔氏墓志铭并序》里找到佐证，该志有“以宝应二年（763）四月三日终于洪州妙脱寺之尼舍……其时，中原寇猾未平。权殡于丰城县（今江西省南昌市南）。大历四年（769），国难方弭……介弟南昌县丞奉以还洛……改窆于北邙陶村之北原，依于父母之茔”。既如此，那就只有第二种原因：和崔氏一样，齐夫人亦因“中原寇猾未平”而权殡。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763年，齐夫人“权殡”比崔夫人晚一年，时间是广德二年，即公元764年。此时，她饱受战乱侵害的中原故乡，战争带来的创伤一时尚难平复，时局不稳，或致归葬难以成行。因此，“故国之榛芜”，应该和“中原寇猾未平”有关。相比之下，崔氏比较幸运，最终归葬到了父母身边，而齐夫人却永远留在了远离乡土的桐城，权殡之地竟成了永久之所。是出于经费短缺？或后来的家庭发生了其他变故？甚或此墓原为空墓，齐夫人遣骨早已返回故乡，仅留下这块带不走的权殡墓志？这一切，均有待进一步查考。

三、最早“桐城县”的实物资料

桐城作为文化名县是在明清时期，典籍文献中对于隋唐及更早前桐城的相关记载却很少。譬如关于县令，就有唐一代看，我们从相关文献中仅发现一位县令韩震，简略记述他烧荒山除虎患造福百姓。新近出土的这块齐氏夫人墓志，让我们又了解到唐代桐城另一位县令郑寔。不仅如此，该墓志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有待我们深入发掘。

迄今为止，《唐冯翊主簿摄桐城县令郑公亡夫人高阳齐氏权殡志铭并序》是最早载有“桐城县”名称的实物资料。据文献记载，唐代初的同安县属同安郡。至德二年（757），因忌安禄山叛唐，去郡县名称中的“安”字。改同安郡为盛唐郡，改同安县为桐城县，此为桐城县名之始，后一直沿用，至1996年撤县设市，“桐城县”的使命才宣告结束。齐夫人墓志撰刻时间是广德二年（764），志文中出现“桐城县”字样，并记录齐夫人于宝应二年（763）卧病在床，后“终于桐城县之官”，证明在此之前就有了“桐城县”。故此墓志为桐城县地名源起时间提供了实物佐证。

墓志也证实了桐城县治的位置。《桐城县志》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县城迁筑龙眠河西，即今址。”现在，桐城市老城区保存有完整的明清时期县城格局。老县城有三条主街道——北大街、南大街和东大街，呈近似“N”形布局。从左忠毅公故宅及祠、道台府、讲学园遗址等建筑遗址遗存，以及文献资料记载，北大街是古代桐城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南大街和东大街全一色的前店后居（后坊）式格局，证明二条街为商业街。那么，以老城为原点，齐夫人墓地所在地文昌街道办事处石河村，方位恰好是在城的西边略略偏南，这和墓志中“卜宅于桐城县之西偏”吻合。至于“青峰山之南岗”之青峰山，名称已经消失，当地没有人知道了，但山岗脉络可寻。墓地旁边的村庄自古称作墓园，在解放后改称三八队。“墓园”之称谓是否与唐代县令夫人墓有关，现已无人知晓。据当地老人们介绍，很久以前，县令夫人墓地上竖立着石人石马和石乌龟（赑屃），场面颇为可观。直到“文革”期间，石相生才全部被炸毁。

桐城是清代文坛宗主桐城派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桐城派以清正雅洁的文风，醇厚博精的文论标帜文坛。一直以来，学界有桐城文脉发轫于明代，成就于清代之说。现在，《唐冯翊主簿摄桐城县令郑公亡夫人高阳齐氏权殡志铭并序》的出土，对于了解桐城当地文风，寻找桐城派的源头亦大有裨益。

该墓志没有刻录撰作人、书写人及镌刻者，依据墓主县令夫人身份及“权殡”等相关因素推测，墓志作者肯定不是唐代文坛名家，更有可能为生活于桐城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闻人。墓志铭行文清正，文辞雅洁，语词考究简练。墓志中运用引言，采用了唐初期文学家陈子昂（659-700）《唐故袁州参军李府君妻清河张氏墓志铭》中的对仗句：“承礼训於公庭，习威仪於壼则。”志文还多处用典，譬如“非熊”典出姜太公，介绍墓主姓氏；“关睢”巧用《诗经》首篇《关雎》，喻齐夫人知书识礼；“敬姜”是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她的著名训子劳逸论载《国语》中，后世以“敬姜”作贤母代称；“黄肠”语出于上古葬制“黄肠题凑”，代指葬仪。另有“琴瑟”、“鸾皇”及“兰蕙”等寓意美好的语词，以及成语“白驹过隙”的运用，都增添了碑文美感。从行文风格上，该墓志不难看出千年之后桐城派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和清代中期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义理、考据、辞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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