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硕儒的文字冤情

 

说起清代的文字狱，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曾经是桐城人心中永远的痛，戴氏族人百年间都避讳这个话题。毕竟，《南山集》中，有对前朝年号的使用等等让清朝头疼的字眼。几十年后，还是桐城，又有一位硕儒，仅仅因为刊刻了一本吕留良的古文集，再次陷入文字狱案，被牵连致死。

这个冤死的硕儒叫孙学颜，字用克，一字尔尧，号周冕，又号舫山，桐城北乡大关人，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少年时即专好理学，曾筑华农精舍于麻山，读书、讲学于其中。孙学颜一生，不应科举，以四方游历、讲学授徒为业，中年后往来于金陵、湖湘之间，广泛结交同志，与湖南的车鼎丰、车鼎贲，浙江的严鸿逵、沈在宽，来往密切。严鸿逵是清初浙江名儒吕留良的门生，沈在宽师从严氏，孙学颜得闻吕留良思想学问，服膺称善，以为是儒学的正宗。湖南车氏兄弟也是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曾刻印吕氏讲义，广泛传播，其同好者遍布东南各省。孙学颜从车氏兄弟编定吕留良著作得到鼓舞启发，决定继续编订阐发吕氏古文，借此来宣传他的理学探索。康熙五十九年（1720），学颜在金陵刻印《晚村古文》二卷，自为编次并作序。

孙学颜对理学的阐发，首先是“立志”，其次是反对“阳儒阴释”之徒，借孔孟之说来“惑世诬民”。他在遗著《麻山遗集》中明确提出反对科举的思想，认为科举是靠“功名利禄”来满足个人私欲，故其一生，不事科举，也不求仕进，编订吕氏古文的初衷，是希望后来学者将孔孟程朱之学作为“立身”和“求道”之源，远离利禄功名的追逐。

雍正六年九月底，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湖南人曾静派遣其门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举兵反清。岳钟琪不敢响应，反将张熙拷打审问，在酷刑之下，张熙交代了所谓的“同谋”们，其中有“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的名字。岳钟琪十月二日给雍正上密折，在“孙克用”名字下用小字注：“系江南淮安府人，据称曾在车鼎丰家相会。”十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给江南总督范时绎下达一道密旨，搜捕和讯问在其辖内的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十一月二日前后，车鼎丰、车鼎贲先后被捕。据车氏兄弟交代，他们家从前请过一位先生，“姓孙，号用克，名字学颜，系桐城县人。”其人早已辞去，听说近来在淮安授馆。上年八月，曾来给母亲祝寿，今秋由淮安回桐城，路过江宁时还来拜访过一次，此外再没有听说过其他淮安孙姓之人。范时绎立即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去淮安任家查问行踪，一路直奔桐城缉拿。十一月八日，孙学颜由桐城押到江宁。当时先生正患痢疾，身体虚弱。范时绎和江苏按察使董永在验明先生患病属实情况下，仍然进行了严厉审问。

考虑到孙学颜系重病在身，不能承受酷刑，只能“刑示讯”，在没有新的口供之前，范时绎暂时将先生羁押收监。十一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范时绎汇报说，“唯孙克用一犯，虽讯据已获之孙用克，即与姓名字样上下相同、事迹相类（者），是否竟系此人，未敢遽信，臣仍密督地方官上紧缉拿，并专差干员暗加察访，如果真有其人，获到之日，臣谨具奏……”雍正的批示说，已派钦差去湖南，“凡有干系两江人犯咨文一到，可作速缜密料理，莫令兔脱生事。”因此先生在江宁狱中度过了近两个月，直到次年正月末，才被移送湖南长沙集中会审。

湖南方面，雍正在十月十一日已派出钦差觉罗海兰到长沙，协助巡抚王国栋审案。十一月三日，又派出刑部左侍郎兼吏部尚书杭奕禄来长沙，与海兰、王国栋一起会审。湖南的搜捕工作在十一月底已全部结束，“逆首”曾静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永兴县蒲潭村的家中被捕，随即押往长沙讯问。

根据曾静供称，他是永兴县的一名被革除功名的生员，喜好研究程朱理学，崇拜吕留良的学问。前一年徒弟张熙到浙江去访求吕氏著作，得知“湖州严赓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指上书策反岳钟琪），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又细检各犯人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张熙的父亲）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都是奉旨查拿要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曾静说：“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王国栋、海兰奏称“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

雍正七年正月初，皇帝批准了江南总督范时绎的奏报，将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移送长沙，交由杭奕禄等人会审。雍正七年正月底，孙学颜等人到达长沙。先生仍在病中，尚未痊愈。

长沙会审开始后，提讯了曾静和从西安解到的张熙等人，张熙供称“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吕留良第九个儿子），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

又提审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

会审结束后，一干“人犯”遵旨解往北京。雍正七年夏初抵京，全部人犯交由刑部收监安置。此后是长达数年的繁琐审讯，雍正亲自过问此案，并由各部重臣组成审讯班子，案件也由当初的“投书案”逐渐演变成追查传播“吕留良逆书”和“吕氏遗党谋反案”，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等人成了主犯，孙学颜因为刊刻了吕留良的文集，并和他们有一定的交往和关联，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雍正十年十二月，皇帝下达了对此案的最后判决，严鸿逵（已死）戮尸枭示，沈在宽凌迟处死。““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依最后的判决，孙学颜的罪名是因与严赓臣、沈在宽等吕氏门徒“阴相援结”，其中并未提及刊刻《晚村古文》，然而实际上获罪因此而生。先生遇害在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一月。好友方柱川先生料理了先生的后事。

孙学颜去世以后，“家中藏书悉化为烟灰”。方宗诚在《编订麻山遗集叙》中说：“咸丰中，桐城陷于贼，萧生敬孚于人家残帙中得先生遗文，以示余，中有西台文数篇，似先生在难时手稿。”萧穆对于这次意外的收获，也有详细记述。他们甚至发现了孙学颜的遗诗，后来编成三卷《麻山遗诗》。笔者从桐城市图书馆查阅了这三卷遗诗（民国十八年秋安庆东方印书馆刊刻）。其中部分诗文确有“异意”，如《黄河清》：“白日冷如冰，妖星大如斗。借问北来人，黄河果清否。河清君莫疑，其名曰福水。办矢射天狼，明年戊申矣。”《华农耕舍》：“曝日南檐背也温，妖枪未扫献何人。”这些诗是否为先生原作，尚有待考证（孙氏后代曾以此作为他反清的证明）。

孙学颜当清代中期，为隐士，为硕儒，律身自好，不意竟遭文字之祸，马其昶说：“明东林君子以讲学构祸，无足怪矣；悲夫，先生乃生于昌明之时，而独不幸也。”文字狱给后代文人造成的心灵创伤，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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