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书之间 也要讲缘分

记者：您的书房有多少藏书，都是哪些类型？

杨四平：因为新旧校区的关系，我也搭上了国家大建设和大开发的快车，在新旧校区均有房子，而且每套房子里都有书房，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书房，而且还有超越传统意义的书房，那就是，我在装潢这些房子的时候，除了安排专门的书房外，还把客厅和客房都打上书架，摆放我大量的书刊，如此一来，我家除了两个正规的书房外，还有四个非正规的书房，一共有六个书房了。这六个书房里的书刊，粗略算起来，大约有近万册吧。

我的这些藏书，主要是中外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类型的书籍，此外，还有艺术学类型的书籍、哲学社会科学类型的书籍、传统文化类型的书籍、比较文化类型的书籍、词典工具类型的书籍，等等。

记者：您喜欢读哪一类书？

杨四平：我喜欢读我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类型的书刊，以及与之有关的研究现代性的书籍和外国现代文学艺术类型的书籍。

当然，这种阅读趣味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有所改变。近年来，我不大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之类的“中国现当代”书刊了，而喜欢读外国现当代书刊，尤其是翻译成中文的外国诗歌、小说和理论，同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书籍也产生了兴趣。

记者：您平常会买哪些书？

杨四平：就像我只读经典中的经典那样，我也只买经典中的经典之类的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纪德文集”、“尼采文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我大量的书刊，是朋友们从祖国四面八方寄送过来的新书，也有就是出版社寄送的，还有杂志社寄送的。

记者：您对现在的电子书、网络书有什么看法？有何读书习惯可以和读者分享？

杨四平：电子书和网络书，我很少在电脑上看，也很少上网看，除非要搞研究查资料才为之。我偶然上校园网看“超星数字图书馆”里的电子书，但绝对不会从头看到尾，我一般是先翻看目录上的章节名称，然后只选取我需要看的关键几段阅读，然后就作罢。我喜欢看纸质的书，因为它们有重量、质感、墨香，仿佛还有生命和温度。这些都是电子书和网络书所不具备的。

读书分专业阅读和闲散阅读，前者要精，后者要博，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我喜欢坐在书桌前阅读，不喜欢躺着读书。我读书喜欢安静，因此，我几乎不在户外读书，几乎不上图书馆阅览室。而且，我喜欢上午和下午读书，晚上就很少读书了。还有，我喜欢春秋两季大量读书，春秋季气候宜人啊！春秋季就是读书季！

记者：很多读书人对借书比较反感，您的看法呢？

杨四平：我也不太喜欢被人借书，不是我舍不得，而是我们搞研究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跟书打交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用到某某书，如果它恰恰被朋友借去了，我就只能被迫停下手头的工作，而错失很多灵感和良机。

当然，我也几乎不向别人借书，图书馆的书我都很少去借，因为那里的书没有我自己的藏书更适合我。

记者：您觉得哪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杨四平：遥想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十分迷恋那个时候的大型文学期刊，如《当代》《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尤其是上面发表的小说，那些小说后来有不少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如某某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集”，它们对我爱上文学，并最终走上文学之路，成为文学教授，产生了终身难忘的影响。

记者：您出版的作品中，最满意的是哪一本？

杨四平：《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是我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书，我比较满意。它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使人们了解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作品在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分量？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分量？记者 郭青

作者简介

杨四平，安徽省宿松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西方诗人联合会主席、华夏文化促进会顾问、世界诗人大会永久会员，出版学术著作《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等13部和中英对照版《杨四平短诗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获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奖2项。

寄语——

人与书之间也要讲缘分。有的书会成为我们的朋友，而有的书则会与我们形同陌路。如果碰到你喜欢的书，一定别忘了把它们当作你的朋友，乃至良师益友；因为它们会给你知识，给你智慧，给你思想，乃至会塑造一个崭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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