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冲来了黄梅戏？ 这一说法与当地的历史记录不符，实为一则道路传闻

□ 王秋贵

1958年4月，湖北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提出一个疑问：“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

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答：“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在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

以上对话，当时的新闻报道并未言及。三十年后，梅白撰文《毛泽东看黄梅戏》，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第7版。再后来，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政协黄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湖北文史资料》一九九六年第二辑（总第四十九辑）《黄梅戏史料专辑》，又将此文作为特稿收录为该专辑的第一篇。

梅白的答词很肯定。可是，数月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又重问了一次。

1958年9月，安徽合肥，稻香楼。毛泽东问曾希圣：“湖北有个黄梅县，为什么黄梅戏出在安徽？”这回不是说“到安徽去了”，而是说“出在安徽”——莫非老人家对“大水冲去”的说法有所存疑？

时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长的杨杰回答：“黄梅县与安徽宿松县交界，旧社会可能黄梅县灾民逃荒到安徽，他们既唱黄梅调，又吸收了安庆地方民歌，形成了现在的风格，成为黄梅调。”毛泽东又问：“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杨杰回答：“她是安庆桐城人。”接着，主席高度评价严凤英和地方戏曲，说：“我喜欢家乡湖南花鼓戏。黄梅戏更好听。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

这段对话，当时的新闻报道也未言及，也是后来由杨杰撰文《严凤英与黄梅戏》，发表在《黄梅戏艺术》1997年第1期。

杨杰的回答较谨慎，加了“可能”二字，它来自一种流传很广的道路传闻，而这传闻说得言之凿凿。虽然1954年距乾隆五十年（1785）有169年了，但传言者说得就如亲见亲历一般，以致许多读书人乃至一些领导干部都采信了。

看来，“大水冲来黄梅戏”的判断，已经成了那个时期带有共识性的结论。

正是这么言之凿凿的确切而周全，引发了我的探索兴致——因为他们都只是作出判断和陈述，而没有提出陈述的依据和判断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考究。如果能找到一些材料，来证明这个判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岂不就是一道很好的研究课题？

然而，刚开始研究，还没来得及搜寻材料，就发现了问题。

首先是对演唱形式产生了质疑——“道情”又叫“渔鼓”，是一种说唱故事的曲艺，所使用的配合节奏的乐器叫做“道筒”或“道仙筒”或称“渔鼓”，还有“简板”。“金钱板”也是一种曲艺，使用的击乐器也就是“金钱板”。“连湘”则是一种民间歌舞的道具。“道筒”、“连湘”和“金钱板”都是特定节目的特定乐器或道具，与“采茶调”无关。“采茶调”，无论是茶农单人清唱、多人散唱，还是乞讨者演唱，都是既不敲“道筒”，也不打“连湘”和“金钱板”。即便是灯会上群体性载歌载舞的“采茶灯”，其道具乃是十二“采茶女”各执特制的“茶篮灯”，两名队首擎着缀满彩花的彩灯或特制的“茶树”；所用的伴奏乐器则是锣鼓，有条件时或加笛子、胡琴，是需要另派乐队人员的。任何一个“采茶灯”班都断不会用“道筒”、“连湘”和“金钱板”来伴奏，清唱和散唱更不会使用。所谓“乞讨时敲着'道情筒'，打着'连湘'和'金钱板'来演出家乡流行的采茶调”，不符合民间艺术表演的实情。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乞讨时有的唱道情，有的打连湘，唱金钱板，唱采茶调。当然，实际上乞讨者的表演还不止这些，还有莲花落、打花鼓、唱凤阳歌等等。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又产生了更大的质疑：“大水冲来黄梅戏”的说法，与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和逃水荒的自然规律很不相符，与当地的历史记录也不相合。

先看看地理形势：

从黄梅县到安庆地区，不论走水路还是陆路，宿松县都是必经的第一站。

黄梅与宿松是山水相连的紧邻，同处长江北岸，大别山西南麓。两县城间距离仅20公里。地势也很相近：北部属大别山区，中部多丘陵和田畈，南部临江是冲积性洲地平原。具体比较一下——

黄梅县总面积1640平方公里；宿松县总面积为2393.53平方公里，比黄梅县大。黄梅县耕地面积79.6万亩；宿松县耕地面积为65.95万亩，比黄梅县少。黄梅县境内长江流长41公里；宿松县境内长江流长63公里，比黄梅长22公里。黄梅县水域面积21万亩；宿松县水域面积为125万亩，比黄梅多104万亩。

黄梅县境内的主要湖泊：龙湖（或称感湖、龙感湖，与安徽宿松县共有），太白湖（与本省广济县共有），源湖（县辖）；宿松县境内的主要湖泊：龙感湖（分龙湖、感湖；含小赛等子湖；其中龙湖与湖北黄梅县共有），大官湖（含大赛湖等子湖），黄湖，泊湖（即古雷池，跨本县与太湖、望江三县）。

将两县的地图并列着比较，就看得更清楚：宿松县的几个湖泊都相连通，把全县陆地截然分割为南北两片，南部江湖之间是冲积性洲地，湖泊北岸以上是田畈、丘陵和山峦。当地人把这两大片分别称为“洲上”和“后山”。而黄梅县境内陆地完全连片畅通，最大的湖泊便是东南与宿松共有的龙湖即龙感湖，与宿松县内的湖面不可比拟；西边的太白湖与广济县共有，面积更小；县辖的源湖又比太白湖还要小。

以长江论，黄梅位居上游，宿松处于下游。按常理，无论是山洪暴发，湖水暴涨，还是长江溃堤，宿松县受灾不至于殃及黄梅，而黄梅县受灾则往往会殃及宿松。两地都受灾则宿松偏重。黄梅人逃水荒，应该是向高处走，逃到无灾或轻灾区，而不至于反而往下游，逃到灾情更重的宿松县去。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大水冲去”的说法存疑，是有道理的，对中国地理是了如指掌。惟其如此，听了杨杰的回答后，他还紧问一句“严凤英祖籍是湖北人吗？”在听了梅白的回答后，他又告诫：“你们黄梅人还是演自己的土戏好。”

再从历史记录看：

《黄梅采茶戏志》说：“从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黄梅县发生特大自然灾害一百零三次，其中大水灾有六十五次，平均六年有一次大的灾害，水灾连年不断。清乾隆、道光时期又最为突出。”“频繁的灾害，特别是年复一年的水灾，迫使青年男女纷纷学唱采茶戏，以适应灾年逃荒求生存的需要”。

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道光三十年（1850），这97年间，黄梅县受灾28次，宿松县受灾36次。

作为县志“祥异”，正常年景是不作记录的，只有特别的丰收年和灾歉年才载入史册。黄梅县记录了7次丰收，1次奇异，足以说明黄梅县的年成，总体上比宿松县好。

我们还注意到，两县县志记录米价所用计量单位的区别：黄梅县用“石米”，宿松县用“斗米”。这又从侧面印证：黄梅县的财政实力强一些，宿松县的财政实力弱一些。

据此，如果反过来说，宿松的灾民逃荒到黄梅（于是把“采茶调”作为乞讨手段也带了过去），则既有史志记录依据，又有黄梅人的诗句可作旁证——黄梅人喻文鏊的《流民叹》诗，这样描述：

携妻挈子一路哭，狗声狺狺鸡升屋。

千村万落遮道来，去者未已来者续。

夜则露栖日乞粮，成群数百逃灾荒。

自六月尾至九月，结队渐多渐分张。

问渠来自何处所？庐、凤一带连淮、楚。

前者被旱已二年，今春徂夏又不雨，

二麦干枯荒特奇，大田插莳况无时。

青草不生水源竭，渴不得饮安问饥？

出门行行几百里，中途卖女继卖子，

早知儿女生诀离，何如相抱故乡死。

黄梅县尉一何贤，日日来散流民钱。

汝曹得钱一饱罢，慎勿作横遭官骂。

诗中说外地流民成群结队逃到黄梅，黄梅县的官员每天都给流民发钱，不仅说明黄梅的官员慈善惜民，也证明那时黄梅县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至少当年没有受灾。诗中又说那些流民是因为旱灾闹饥荒而逃到黄梅县，可见不是被“大水冲去”的。诗中还明确地说灾民来自“庐、凤一带连淮、楚”：“庐”指古庐江郡(府)，就包括宿松、望江、太湖、潜山等县及安庆；“凤”就是安徽凤阳；“楚”的范围很广，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大片区域；而“淮”，就是指淮河流域，淮河源出河南，流经安徽、江苏，不涉及湖北。

再来看看乾隆五十年两县的灾情：黄梅县是“夏大旱”（三个月），宿松县是“夏、秋大旱”（六个月），时间长得多；黄梅县是“人多流亡，道馑相望”，宿松县是“饿殍相藉，民多远徙”，后果又惨烈得多。

那么，黄梅的灾民是不是也有可能快速越过宿松，逃到更东边的太湖县去乞讨？然而，也有历史记录证明，那还是不可能的——

民国五年版《怀宁县志》卷四《官署》第十九-二十页“万寿宫”条，记康熙“二十四年，巡抚薛柱斗于大门内建御碑亭，后屡有增葺”。积至清末，共聚御碑十三座。

其中第十二碑刻记乾隆五十一年太湖县灾民挖蕨为食的事，第十三碑则刻着乾隆皇帝专为此事而作的御制诗。这两座碑，更加证实：“乾隆五十年左右”，安庆地区不仅与黄梅接壤的宿松县灾情比黄梅县严重得多，邻近的太湖县也同样在闹饥荒。

所谓“乾隆五十年左右”黄梅的灾民“逃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来了”的说法，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

真是“三人成虎”，一则道路传闻居然传了那么久，那么广，还被那么多人采信了。其实，“大水冲来黄梅戏”原来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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