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与王珪

 

尽管苏东坡（1037-1101）天真而达观地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但我不得不说：坡公此言差矣！因为我无法理解，素来关心社稷，忠君亲民，行事坦荡，心中总不设防的坡公，何以终其一生，运交华盖，时乖命蹇，迭遭贬谪，颠沛流离，甚至到了宋元丰二年（1079），居然身陷缧绁，弄出个乌台（注：御史台别称）诗案来。

元丰二年四月，坡公由江苏徐州刺史调任浙江湖州刺史，照例给朝廷写了封《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样两句话：“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朝官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以这两句话为把柄，深文周纳，弹劾坡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斥乘舆”，还从坡公的诗作中东抄西摘，编织罪名，说什么如“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平生所惭令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等六十多句，均系“讪上骂下，公为诋訾，怨悱皇上，侮辱朝臣”的恶毒攻击。这些人纷纷向宋神宗具本参奏，要求对坡公“大明诛赏，以示天下”。神宗于是指派太常博士皇甫遵赴湖州，拘捕坡公入京审问。临行前，皇甫遵提出将坡公沿途收监，神宗不允，宣旨道：“只准根究苏轼吟诗之事，不得在途中将苏轼寄监，押解回京审问。”

坡公真是位乐天派。虽然大祸临头，仍然相当淡定。起解之时，妻子王氏流泪送别，坡公居然还有心思讲了个笑话：宋真宗时，朝廷征召隐士杨朴。真宗问他：“临行有人作诗送行否？”回答说：“老妻写一绝句相送：‘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一席话，使得王氏破涕为笑。如此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坡公真坦坦君子也！

押解抵京后，坡公作为重犯，被投入乌台监狱。李定等人日日提审，严逼拷问，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关键时刻，宰相王珪登场了。他以坡公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一）为罪证，向神宗进谗。全诗是：“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居心叵测地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话过于牵强附会，连神宗都听不下去，当面训斥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神宗本来对坡公较为赏识，加之病中的曹太皇太后（宋仁宗之后）也向神宗进言：“不可冤滥，致伤中和”；还有章惇、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一班朝臣再三陈情缓颊，坡公在乌台监狱被关押一百三十多天后，终于从轻发落，被贬为（湖北）黄州副团练使，并明确在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丰三年大年初一，坡公离京而去。

我的案头没有《宋史》，只是从新版《安庆地区志》里觅得：王珪（1019-1085）字禹玉，祖籍四川成都，后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神宗熙宁三年（1070）官拜参政知事，自从身居宰相之位十六年。一贯顺从帝意，明哲保身，因有“三旨（取旨、领旨、得旨）相公”之称。清代张贵胜的《遣愁集》对此人描述略为生动些：“王珪为相，一无建明。上殿进呈曰：‘领旨可否？\’讫，云：‘领圣旨。\’退喻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时称为三旨宰相。”用现在的话来说，王珪该是一名无所作为的庸官；可是看看他在乌台诗案里落井下石的狠劲，倒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哩！面对这样一名安庆历史上数得着的达官贵人，我们是应该高兴呢，还是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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