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的扁担

民国二十七年（1938）端午节后的一天，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步兵先锋队两千余人，从潜山县城出发，兵分两路，对驻有国民党军队的王家牌楼进行围攻。那一年，岳父还是一个11岁的孩子。鬼子来到距他家不远的山脚下时，他的父亲去世才满“头七”，一家人慌忙烧了“灵屋”，仓皇逃到驾雾冲避难。岳父挑着担子，牵着小脚的母亲，高一脚低一脚走在队伍中，身后不时传来密集的枪声。过了一阵子，没有米吃，一天深夜，岳父仗着胆大，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路，偷偷摸摸回家搞点粮食。夜色中，他发现有邻居因为来不及逃走被鬼子用刺刀戳死，鲜血流了一地，倒在地上还没人收尸，不由得不寒而栗。家门口的桐籽山上，有国军的士兵站岗，看见有人影晃动，连忙拉开枪栓厉声喝问：“干什么的？”岳父吓得一身冷汗回答：“回家搞粮食的。”走近一看，是个小孩，便放行了。

岳父就这样用稚嫩的肩膀，早早挑起撑立门户的担子。结婚成家后，大家拆户。他看到在外读书的哥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分配家产时，住房宽敞的一头，让给哥哥一家住；家具农具有两件的，由哥哥先挑，只有一件的，就留给他用。他认为自己有的是力气，能挑能驮，日后再慢慢添置就是了。这虽不是什么高风亮节，但一个地道的农民有这样的心胸，实属难得。因为这，妯娌一直处得很和睦，在当地传为美谈。

岳父母养育两男六女。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要把8个孩子拉扯大，抚养成人，所吃的苦，不言而喻。天刚蒙蒙亮，他就起身将家里的脏水挑到菜园里浇菜，再从山边的河沟里挑回清澈的河水倒满水缸，然后到生产队上工。常年累月，天天如此。在队里，苗秧下种，犁田打耙，他样样在行。可以说,水田里旱地上的农活,没有哪一件他不会干。岳父家出门就爬坡，面积不大的梯田，星星点点散落在山坳间，种起庄稼来费时费力，上工收工都不能空肩，出门挑走牛栏粪，进门挑回红薯、稻谷。“双抢”季节,骄阳似火,酷热难忍,回家吃午饭,还要“哼哧哼哧”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翻过一山又一山，常常饿得头昏眼花，两腿发颤。年终分红，他挣的工分在全队劳力中总是最多的。那年头,工分多意味着少短款，还能从队里多称回工分粮。由于他和岳母善持家务，节俭度日，使得当时的八口之家，不饿肚子，穿着也过得去，这在大饥荒年代里，是何等的不易啊！

农闲时节,岳父从来不闲着。家大口阔,油盐酱醋、支人待客的日常开支,都得有着落。那些日子,他的行头就是一根扁担、一条擦汗的老布毛巾。他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总是带着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大女儿半夜起床,挑松桠柴卖给几十里路外的窑厂,再从窑厂买回一些坛坛罐罐沿路叫卖,从中赚些“小用钱”。寒冬腊月,他趁夜色抄小路,避开林业站的“卡子”,从水吼买来竹子或木材,挑到黄泥港,卖个好价钱,为孩子们过年做件新衣。那时候,他浑身是劲,一百多里路,当天往返,也不觉得累。他头脑活络,冒着风险,每年都要兴种一两百斤黄烟,卖到畈区油坝、梅城一带。自家黄土地上兴的黄烟，味儿足，劲儿大，庄稼人都好这一口，因而岳父兴的黄烟很好卖。当年“打击投机倒把”风声紧,山里人挑担子的样子,税务员一眼就能认出,岳父拿出半斤黄烟“贿赂”当地人,请他们挑着担子,自己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这一招还真灵,每次都躲过盘查,化险为夷。一来二往,岳父还与不少当地人结成了相互接济的贫贱之交。

尽管子女多,生活清苦,但岳父对每个孩子都是疼爱的。长子高中毕业后回家,本可做些体力活,为家庭减轻一些负担,但岳父与岳母商量,宁愿自己多吃点苦,毅然决然送他去当兵,一去就是八年。岳父相信“一技在手，一生无忧”，随后又安排小儿子外出拜师学艺，让他有个“衣饭碗”。岳父60岁的时候,还像小伙子一样,起早摸黑,用双肩挑来一砖一瓦,硬是盖了8间大瓦房,让两个儿子分家居有其所,“架起笼床就蒸粑”。

女儿们一个个出嫁了,岳父的年纪也大了。承受了太多、太多的重担,那根扁担渐渐弯了,岳父的腰杆也弯了,双腿也不那么利索了,但70多岁时,他还经常上山砍松桠柴,堆放在家门口,自己挑不动,就让买柴的人上门来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庄稼人,就是闲不住,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舒服。

岳父是一个普通本分的农民,与扁担相伴了一生,带着扁担,行走在田野上,奔忙在集市里,风里来,雨里去,靠着自己的双肩,养育儿女,支撑家庭。在我的眼里,岳父的肩膀比大山还宽,而这根朴实无华的扁担,就是让儿孙们受益无穷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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