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山上的诗谜

198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乌以风先生耗尽毕生心血，独自编著的《天柱山志》（前志）。接着1993年科学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天柱山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天柱山志》（后志），结束了天柱山既往没有独立山志的历史。两志各有所长。我则偏爱前志，尤为敬重乌以风先生的荜路蓝缕独辟蹊径和历经磨难壮心不已的精神。

说一段天柱山上石牛洞旁石刻诗的故事，可以足见乌以风先生的学养功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天柱山上石刻极多，其中有些关系到文体传承，但和其他名山大川一样，也有许多达官贵人在此附庸风雅，其价值比王二到此一游高不了多少。精品之中价值最大的当推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六言诗。

王安石于宋仁宗皇佑年中来舒州（首治在潜山）任通判。皇佑三年九月（1051年）和他弟弟安国到天柱山石牛洞看唐古文家李翱的题字。回去后做了一首六言诗；“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傍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此诗收入王荆公诗集。曾造的《高斋诗话》和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都谈到了这首诗，可见此诗为王荆公原创。乌以风先生认定这首诗只收入诗集，当时并未刻于石牛洞石壁。而现在刻在石牛洞壁的六言诗却是：“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旁刻有“荆公”二字。而《潜山县志》与《安庆府志》的编者，都武断地认为，后一首六言诗是黄庭坚（黄山谷）的和诗，并非王安石所作。这就惹出了麻烦，后一首六言诗究竟是谁的作品？是王安石还是黄庭坚？

乌以风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两首六言诗都是王安石所作。前一首是游石牛洞后作，后一首是入相后改作。前一首只收入诗集当时未刻石，后一首刻壁未入诗集。王安石执行新法不过七、八年，熙宁九年（1076年）就被免职，估计改诗大约在1068——1076年之间。乌以风先生认为后诗改得好，尤其是后两句，改“欲穷源而不得”为“穷幽深而不得”；改“竟怅望以空归”为“坐石上以忘归”。正表现了王安石两个时期的情绪：写前一首诗时，对宋当时政治不满，欲施展抱负而不能，有些悲观失望；改诗乃王安石入相后得志之时，情绪表现得舒畅乐观，怡然自得。所以乌以风认为，后一首诗决非他人能伪作，连大诗人黄庭坚也做不出来。

乌以风还认为，黄庭坚第一次游石牛洞是1080年，此时王安石已下台。而王安石在台上时，曾大肆整伐元佑党人，苏轼、黄庭坚等都在劫难逃，已成政敌。黄庭坚游石牛洞时，虽然亦软佩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却不赞成他的政见，不可能和王安石这首诗。倒是另外做了一首六言诗：“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这首诗收入黄山谷的诗集。

至于现在石牛洞壁有宋宁宗庆元二年刻的“水泠泠而北出……”这首六言诗，乌先生认为这是后人为纪念王安石而刻的。因为庆元是南宋宁宗年号，二年为1196年，这时王安石已死去110年，黄山谷也死去93年了。

作为读者，我认为乌以风先生言之有据。就诗论诗而言，这两首六言诗的意境、氛围、遣词用句，都极似一人手笔。比较起来，我还是欣赏前一首。后两句道出了一点淡淡的哀愁，正符合“忧时原是诗人职”这一法则。后一首末一句“坐石上以忘归”不过表达了为相后春风得意一点畅达而已，算不上诗的高品位。要说后一首是黄山谷所作决不可能，一是他挨整之后没有这舒畅的心情，再则黄山谷也是诗坛名家，诗作讲究的是立异标新，怎能人云亦云？不信看看他自己那首六言诗，仅“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就够你琢磨的了。高鸟是谁？是王安石，是他的新政，还是黄山谷自己？白云不渡又指什么？这才叫含蓄，才称得上是高手。

本来这段公案，乌以风文章一出，应该可以了断的。可是在后志里麻烦又来了。

后志把这两首诗的石刻都影印了，“水泠泠而北出”一首注“宋王安石于皇佑年间题”。“水无心而宛转”一首注“据康熙《安庆府志》载，为黄庭坚和王安石韵作”。全然不顾乌以风先生在前志里的长篇论述，也没有辩证文字，仅凭一本《安庆府志》就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武断了。看来还有继续讨论的价值，因为它关系到历史，关系到文学史和文学批判史，希望能听到专家们的高见。

茆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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