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何时走进春天里 “强势群体”却成“弱势人”

拿到薪水后的欢乐

从农村，到城市；由农民，到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在中国大地上奔走、徘徊，游移不定，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在城市沦为弱势群体。

不可否认，农民工在当代中国演绎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为了生存，为了前途，他们离乡背井，四处奔波，走进城市，走进陌生的世界，苦苦寻求，苦苦拼搏，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城市的每一个建筑工地、工厂、商场、店铺、车站码头、大街小巷乃至城市的一些家庭，到处都有农民工的身影，到处都有他们的匆匆脚步。农民工成了建设城市、创造财富、提供税收、服务社会的中坚力量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原本应该是农民工的时代——谁也不能忽视这个群体。但是，作为强大群体的一员，农民工却总是被社会边缘化，打入“弱势”。

他们并没有作为权利平等的群体融入城市社区，并没有因他们的心力贡献而获得应有的待遇，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沉重。他们为老板、包工头打工大部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普遍没有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工资微薄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取，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他们挤睡工棚，租住陋室，吃最廉价的饭，喝不洁净的水，还时常遭盘查，被敲诈，听恶言，看白眼，受歧视。

至于牵肠挂肚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还有劳伤病痛的折磨、家庭危机的困扰、终身大事的忧虑等等，心中的痛楚又有谁知晓？又向谁诉说？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又抗议无据，投诉无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

A农民工讨薪悲剧何时不再上演？

临近过年，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农民工们又准备踏上回家的路。在外漂泊了一年，忍受着肉体的劳累和思乡的煎熬，终于等到可以回家放松几天的日子了。可是，可是老板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自己两手空空怎么能够回去？流了血出了汗却拿不到工钱，合理讨薪被迫下跪……

镜头一：春节讨薪“一死三重伤”

2010年12月26日下午4时，广州，来自湖南隆回的阿涛和他们几个老乡一起去找老板“讨薪”，没想到老板态度凶狠，大叫大骂，双方吵了一个多小时无果。正当阿涛他们几个外来工准备回住处时，恼羞成怒的老板竟然叫来十多个打手手持铁棒打了过来。“我们当时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只记得自己头部被铁棒打了几下就晕了过去，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阿涛痛苦地回忆说。

“一死三重伤”，又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利益的今天，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我们的农民工为何依然被欺负，依然被压迫，依然需要用血泪、甚至赔上性命才能拿到本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在讨薪之前，老板已经欠阿涛他们“好几个月的工资”了。可见，这位老板早就习惯了拖欠，一直就没把农民工的利益放在心上，甚至把农民工当作盘剥的对象。拖欠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想少付出一些！而农民工们整整被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直到准备回家过年了，才想起“讨说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工资本应该准时发的，拖欠一个月就应该“讨说法”，如果是工厂里，工人们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可是农民工们是弱势群体，他们势单力孤，无疑是斗不过黑心的老板的。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出面帮忙了。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哪里呢？任凭这样的黑心老板存在，以至于闹出人命，这不是“有关部门”的失职吗？

一个好好的人在外拼搏了一年，回去的却是一具冰凉的尸体，——该怎样向他的家乡父老交待啊！

镜头二：为讨薪，农民工拜河神求显灵

去年10月，在郑州北郊花园口景区门口有尊河神将军塑像，有30多名农民工代表在这个塑像前焚香杀鸡祭拜。他们想让河神显灵，帮他们讨薪成功，回家种秋。

拜神的这些农民工，在2005年至2007年做了黄河大堤某段的“放淤加固工程”,而应得的675万元工钱却被拖欠至今。其间,2009年1月,他们曾将拖欠的当事单位告到了新乡市中院,“但直到现在,只开了两次庭,还没宣判”。工程的中标方、建筑方对于何以拖欠的解释,各说各的理,听上去都充足得很,责任推来推去,问题出在哪里竟然变成了一笔糊涂账—— “冤无头,债无主”,便有了黄河岸边令国人也许还会令世人瞩目的一幕。

确实，这种在公共游览场所祭拜河神的做法欠妥，有借以引起社会关注、促成问题解决的动机。而反观农民工讨薪的方式，“跳楼秀”、“跳塔秀”、堵门、堵路、跪求等等，对社会秩序自然有不良影响。但我们在不满这种种讨薪方式的同时，更应该多追问一些“为什么”。讨薪可以求助相关的维权部门，可以诉诸法律，为什么农民工会“舍近求远”，做这些“无厘头”的举动？难道他们热衷于“表演秀”？

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社会痼疾。如果不从制度和法律上为农民工塑造“保护神”，难免还会出现寻求“各路神仙”保佑的咄咄怪事，那才是民之痛、国之痛！

B农民工的户籍情结：我们要一个身份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

正如一首《民工歌》所唱的：“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我的”。

理想：融入现代城市

“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会回去。”21岁的农民工刘建松说。

留着时尚发型的刘建松，2007年从滨州阳信县河流镇农村来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网吧上网。“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为了能像城市人一样活着。”已经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结构设计部门主管的孙恒说，“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一名女工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现实：被排斥在城市边缘

梦是诱人的，然而，现实是沉重的。“我们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却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高中未毕业便从河南农村出来打工的杜翔宇无奈地说。这种挫败感和被排斥感在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子女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孙恒说：“我们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她来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让农民工头疼的子女上学问题远不止这一个。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学款”。

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难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2008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与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有11.7%。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C工棚不是归宿——农民工的住房意愿

“多想有个窝”

进城打工10多年，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29岁民工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实现。

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2008年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2000元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的能力。

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夜宵、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告诉记者，这并不是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亲戚家做饭，晚上8口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住在集体宿舍里，你不可能请朋友到你这来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间。”鄢兴敏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自己的住所不仅意味着生活，还意味着社交，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孙元娟目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她把这归结于城市生活的结果，业余时间的玩乐让她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有一个老板一口气送了她10张上海世博会的门票。“住集体宿舍怎么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呢。”孙元娟得意地说道。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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