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湖碑事：纷繁时光里的故人影像

1935年的菱湖公园史阁部碑亭2018年8月，台湾中华书道学会陈玉英理事长率团专程从台北来安庆，参加海峡两岸纪念谢宗安先生书法展暨中华书道学会作品展。我作为策展人，安排了一项行程——到菱湖公园参观邓石如碑馆。因为他们的先师，台湾中华书道学会的创会人谢宗安先生，早年从金坛王炳章学书，即得力于碑学巨擘邓石如，为后来扬名书坛桃李天下奠定了传统底蕴。菱湖之行，成了台湾中华书道学会的寻宗探祖之旅,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40年前，我家住在钱牌楼，当时叫四新街。大门紧挨着老牌坊，院子里栽满了花花草草。虽然赏心悦目，却也烦恼不断：常常早上起来，一地的泥土和残枝，花盆却不见了。那些陶盆、瓷盆，不少都是清末民初的故物，且出自名家之手。人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何况是那些有文化的贼呢。外公一了百了，把这些有名有款的盆子，一并送给了菱湖公园，换回一些红色、灰色的瓦盆，这样以来，院子总算安静下来。

菱湖公园的老花师俞广才是扬州人，抗战前，他在长春花园做花工时，就和我外公结识。我家院子里疏影横斜的梅花桩，都是俞师傅的杰作。文革中，外公遭押。等“解放”回家，这些梅花桩因无人照料早已枯死，外公打此再也不养梅花了。好在俞师傅每逢花季，总叫花工挑一担子花，送到钱牌楼，不是玫瑰，就是茉莉，或是菊花、水仙，虽不名贵，倒也是四季葳蕤。

外公经常到菱湖公园，我是外公的跟屁虫。从钱牌楼到菱湖公园，通常走吴樾街，过六中经宣家花园到卫山头，顺坡南下，两边是菜地，坡下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东拐，走过老安庆护城河遗存的那些沟沟渠渠，离菱湖公园的大门就不远了。

外公每次到菱湖，总要转到花房去找俞师傅。花房位于现在邓石如碑馆的门东，当时是梅岭脚下的一排老平房，有生火的炉子，有整方的玻璃墙，西边是一间有些年头的破屋，里面堆满了整摞的瓦盆和整捆的草帘。南边是用竹子扎的篱笆，圈成了一个长腰腰的院子。院子里用老建筑的残件搭成了一张石桌，几只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柱础，就当作了凳子。外公和俞师傅就坐在这儿，谈盆论景，喝茶聊天。

常来聊天的，还有一位客人，叫吴云。吴云当过菱湖公园养蜂场的场长，也醉心盆景园艺，和俞师傅在师友之间。吴云比我外公小一属，同为安庆市政协委员，都是迎江寺懒悟法师的方外友，所以大家在一起，总是相谈甚欢。

有一次，外公聊到了家藏《泾县学宫碑》。原碑由邓石如直接书丹并亲自镌刻，甫一完工，山人就染疾过世了。既是完白绝笔，加之原碑又毁，这件清中期的原拓深得外公珍爱。提到邓石如，吴云就忍不住了，迫不及待的讲述了一段往事。

近圣街是安庆人文渊薮之地，胡玉美家族掌门人胡子穆的公馆就在这条街上。胡子穆的祖父胡竹芗是皖省著名书法家，书宗完白山人，一笔邓字可以乱真。胡子穆的叔父胡渊如，是安徽高等学堂的哲学教授，著作等身，也写得一手好字，四牌楼胡玉美老店的招牌，就是胡渊如的手笔。受长辈的影响，胡子穆虽不写字，却喜欢收藏。安庆图书馆左宗棠、李鸿章的大对联，还有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就是胡家的旧藏。最让胡子穆上心的，是邓石如的十块碑刻。原碑于嘉庆年间立在大观亭下的天花禅院，咸丰三年毁于兵燹。幸有怀宁人方小东，在兵乱之前双钩了一份。同治四年方小东游宦山东时，请历城刻工张珠，根据双钩本重新勒石，并运回安庆。据说，此碑曾为陈独秀父亲陈昔凡过手，后辗转由胡子穆所得。

胡子穆喝过洋墨水，当过安徽大学的教授，是一位有胸襟的儒商。胡子穆得宝之后，在自家公馆边建了一座亭子，把这些珍贵的碑刻陈列起来，并根据邓石如《陈寄鹤书》的内容，用青铜铸成一只翘首展翅的仙鹤，安放在亭前，把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溯源安庆的民间博物馆，胡先生堪称首任“馆长”。

1952年，胡子穆奉调合肥，担任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委。近圣街的私寓及碑亭渐渐变为公用，这块曾经蔚为大观的景致，就慢慢的萧条下来。1960年的一天，吴云路过近圣街，发现铜鹤不见了，碑亭变成了臭气熏天的猪圈。痛心疾首的吴云四处游说，最终得到了菱湖公园的支持，由公园提供砖瓦木料给饲养方重盖猪圈。协议达成后，吴云便带着壮工和板车，一口气把邓石如的碑刻拉到了菱湖公园。顺着吴云的指向，我们透过篱笆的间隙，大致能看到紫藤架下，那横倒竖躺着的碑石。

1981年，70岁的吴云再次牵头，经老报人唐大笠的政协提案及老干部孟滢的奔波，安庆市政府于1983年在菱湖公园西北隅的梅岭兴建了邓石如碑馆。《甲寅冬登大观亭谒余忠宣公墓诗》《魏国公赵文敏天冠山诗》《易经家人卦》《篆书七言联》，这十块历经沧桑的清代碑刻，终于登堂入室了。

根据文献资料及菱湖老照片，胡玉美家族在菱湖建有家祠。1905年，胡竹芗的小女儿胡娴静过世，胡家将家祠改成了“胡七姑节孝祠”，最终毁于1954年的大水。当年花房西边的那间破屋，是胡七姑祠仅存的遗迹，而新建的邓石如碑馆恰恰就就落位于此。十块碑刻，辗转四十年，从近圣街到胡七姑祠，这就是冥冥之中的那种缘分吧。

缘分，总是不经意的。

两年前，古籍藏家孙志方送我一册民国版的《菱湖图咏》，我因疲于琐事而束之高阁。去年藏友章安庆在枞阳门偶得《菱湖图咏》并下足了功夫，写成“董玉书的菱湖情怀”，刊发报端后被多家网站和文化群转载，我心生艳羡。这次送走了台湾客人，我便翻出了那本蒙尘的《菱湖图咏》。

读着读着，虽然没有读出黄金屋，却读到了一位黄哲甫。他写了一首五律，其中“宜城亦天堑，阁部断碑存”两句，瞬间激活了我的记忆。记忆中我有一件剪裱装的民国拓片，因乱了顺序而不便通读，于是就沉了箱子底。好在“阁部”两字，印象蛮深。黄哲甫的“宜城亦天堑，阁部断碑存”，让我放下《菱湖图咏》，把箱子翻了个底朝天，找到了这件《史阁部碑亭记》。

我把散乱的十九开拓片，摊放在地板上。不知从何而来的灵感，让我不到十分钟，就调好了顺序，还原了形制，碑文如下：

史阁部碑亭记

怀宁舒鸿贻撰书

明崇祯间，张献忠寇安庆，巡抚张国维以兵事属于监军可法史公。公与贼战怀宁望江境内之天井潭，兵寡几失利。乡人潘嘉幸以鸟枪助战，翼公还营。公义之，解佩刀以赠。后贼从间道突入石牌，寻移桐城，连营百里。公与左良玉败之枫香驿，贼乃窜潜山、太湖山中。公驻兵于潜之天宁寨，炮歼贼渠九条龙。次日，贼数万环围之，适游击王志兵自桐至乃解。考之史乘，公转战于安庆者凡四年，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忠义之气已足以炳丹青而贯金石。固不待位，至通侯督师江北，竭忠尽瘁以身殉国而后见也。

鸿贻倦游归里，过城东钓游故地。登城眺览，见颓垣癣壁间，有“宜城天堑”四字刻于石，炳然悚目，乃公所书也。而草棘尘土荒秽欲没，辄欷歔徘徊不能去。归而谋于史星珊俊玉，拟移石刻于菱湖公园之西偏，覆亭以庇风雨永保遗镌。俾往来游人，触瞻视而发思古之情，流风徽以历浩荡之劫焉。星珊闻而色喜，慨然捐金，且募诸同人集资，以要于成，颜其额曰史阁部碑亭，甚盛举也，嗟乎，忠臣志士、名节道义，天地之元气也。世变风移、倡言无忌者流，辄视之无足重轻，甚且欲斩艾之澌灭之，俾无遗种而后已。岂知天地之元气，终不可灭亡，而傥来之富贵功名，以反复而得之者，亦以反复而失之邪。公去今四百余年，而遗书断碣，令人珍重而护惜之如此，宁有势之足以慑人，利之足以驱人哉，忠义之气浃于人心故也。星珊手握兵符，与地方人士相感以诚信，袭家世之清芬，作吾乡之保障，他日爱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耶，是为记。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建立

通读这件黑白分明的碑文，厘清了五点：首先弘扬了史可法在安庆的四年间，转战怀宁、潜山、望江、宿松等地，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为大明王朝竭忠尽瘁的功绩；其二，为史可法“宜城天堑”石刻，捐资覆亭以庇风雨的，是时任安武军第二混成旅的旅长史星珊（字俊玉）；其三，碑亭建在菱湖公园的西边，就是当年吴云指向的紫藤架下；其四，碑亭建成的时间是1921年的9月；其五，此碑就是1933年《安徽民政月刊》上所载的附碑。

1921年是安庆历史上的“多事之秋”，6月2日，军阀马联甲枪杀学生姜高琦、周肇基，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六二学潮”；9月11日，安徽省学联等团体发起罢工、罢课，抵制军阀幕僚李兆珍入皖，迫使李兆珍星夜逃离并辞去省长职务。而手握兵符的史星珊，“袭家世之清芬，与地方人士相感以诚信”，才在乱世中，有了颜额“史阁部碑亭”的盛举。

而发现碑石并为碑亭行书作记的舒鸿贻，怀宁人，1895年和康有为同科，中了二甲进士。满清时任刑部郎中、天津巡警道，民国时出任北京政府内务部司长、安徽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1919年“倦游归里”，创办了安庆电灯厂、农工银行、菱湖小学。他和胡氏家族一样钟爱菱湖，1914年在胡七姑祠的一岭之隔，建造了别墅“宜园”。然而他们不仅是近邻，更是至亲，因为舒鸿贻娶了胡竹芗的女儿，成了胡家的女婿，而胡竹芗的孙子胡子穆，娶了舒鸿贻的女儿，又成了舒家的女婿。两个家族因姻而缘，因菱湖而缘，更因对文化遗存的保护而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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