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述俊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先后两次从安庆避难到怀宁县的江家嘴(今江镇)。第一次叫“躲警报”。所谓“躲警报”,就是日本飞机飞临安庆时,安庆当地政府为提醒居民防备空袭而拉响的“警报”。那是在1937年底南京沦陷以后,日寇飞机经常窜到安庆上空盘旋,投弹次数虽然不是太多,但是制造的恐怖气氛非常吓人。日寇飞机的飞临投弹,意思很明确:他们即将入侵安庆。母亲带领惠卿姐、惠兰妹和我等一行九人,来到距离安庆市区50多华里的江家嘴朱家宕,住在她的一个表姐家;父亲则带着一帮人继续留在安庆城里做生意。不久,国民党20军移师安庆,设立军事防线。军长杨森在黄家操场(今双井街体育场)召开的市民大会上,大谈保卫安庆的“战略意义”,决心在安庆实行“焦土抗战”,“誓与安庆共存亡”。安庆人民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母亲带领我们又回到了城里。可惜的是,远在晋代就被称之为“宜城”的安庆,并没有“平安吉庆”几天。1938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十三日)日寇的铁蹄声便淹没了杨森的誓言,长驱直入安庆。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避难的经历。这次叫做“跑反”,又叫“躲反”,即躲避兵乱的意思。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反和平、反人类的侵略战争,故曰其“反”。全家是分两批走的,第一批走的时间是在吃过端午粽的第三天,即阳历六月五日。当时小姑一家五口已从沦陷区的芜湖“跑反”到达安庆,淮河重镇正阳关已经陷入敌手,合肥方向的战事日见吃紧,母亲在父亲的催促下,由爷爷的老友张公大有帮扶,领着三家十六口人合成的逃难群体,重返江家嘴朱家宕;而父亲是在一周以后日本鬼子杀进安庆城的当天,同其表兄父子启程经洪铺走山间小路插到朱家宕同我们会合的。在朱家宕“躲”了两年鬼子反,迫于生计,我家又回到了安庆城里。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回迁的市民自称“义民”,而把早于他们回迁的在日寇统治下,屈辱生活的市民称为“顺民”,这样,时当黄发髫龄的我,也算是个小小的“顺民”了!
我记事较早。“躲警报”那年我只有四虚岁,别人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凡涉及到我自己的事倒还记得一些。小时候我头顶正中蓄了一根胎毛辫子,四周剃光。这年春天头上长了一种俗名“燕来疮”的疙瘩,剃头刮到疙瘩时有点疼痛,所以每当剃头师傅王伯伯来时,我一躲二闹,不让他剃。妈妈对付我的办法是一哄二吓,先喂我吃下几个氽肉圆子,然后便把我抱在怀里让师傅剃。每当我哭闹的时候,就拿鬼子的飞机吓唬我。有一次剃头时警报真的响了,她赶忙将我塞到桌子底下,还抱来一床棉被盖在上面抵挡飞机扫射。警报解除后,又喂我吃了几个氽肉圆子将头剃好。“跑反”是第二年六月的事,时间只比“躲警报”晚了半年,岁数也不过四足岁,而记事的能力却比“躲警报”时强多了。记得我们乘船溯皖河而上,到达江家嘴时,天正下着雨,路滑难走,十六人中有九个是孩子,比我大一点的三个,小一点的三个,一般大的也是三个,雇了两副挑子,至少有六个孩子争着要人挑。蓄着八字胡须的张爷爷将我抱进稻箩,命人挑走,这下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个小一点的和一般大的孩子又哭又叫,耍赖不走。母亲叫停挑夫,同张公耳语了几句,向我说了一番赞美的话,抱出稻箩让我自己走。我足蹬球鞋,不让大人背负手牵,在众人的鼓励和叫好声中,坚持走到落脚地,据说有十里之遥。父亲到达朱家宕时,我也清楚地记得,晚上盐水煮河虾,小饮解乏,命我跳舞取乐,张公用筷子蘸酒奖励我。此后,随着岁数增长,对于避难江家嘴期间家里遭遇的不幸记得更清楚。张公辞世入殓时,我哭着不让盖棺材。返城后稍有风吹草动,父亲马上就东躲西藏,夜里听到鬼子巡逻兵皮靴蹬地的声音,心惊肉跳。直到如今,那一段艰难度日、死里逃生的情景,只要打开记忆的开关,一个个鲜活的镜头便在眼前浮现出来,仇恨与耻辱一齐涌上心头。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硝烟虽然早已远去,但历史不能忘记。我将在那场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以《难童纪事》为题,用七言形式,分成逃难、谋生、觅食、恐怖、胜利五个篇章,如实地记录下来,愿它能帮助亲历者勾起那段遭受凌辱的悲壮历史的回忆,未曾亲历者能从一个侧面,感同身受地理解中国人民那段苦难屈辱的国仇家恨史,珍惜三千五百多万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和平环境,警惕日本右翼势力抹煞那段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的历史真相,否定二战成果,复活军国主义,构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破坏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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