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是不到岁的小伙子那时我所

□ 邓新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那时，我所在地区文化局年年都要召开剧本讨论会，因我也是“创作人员”，每次都携新创作的剧本参加会议。安徽是戏曲大省，各级领导对戏曲创作非常重视。每次开创作会，地区文化局、宣传部领导不但参加会议，还认真看剧本，对每个剧本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时的做法是：创作的剧本成熟一个排练一个，因此，每年都有新剧本拍电影、拍电视，甚至获国家级大奖。我创作的30多个大小剧本基本上都搬上了舞台。

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戏曲舞台逐年冷落。创作的剧本大多束之高阁，成为一堆废纸。没有价值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人为它奋斗。于是，我看到，有的编剧年龄大了，封笔不写了；有的编剧笔耕几十年，剧本却很难问世，就改行写小说，写电视剧了；有的编剧守不住清贫，耐不住寂寞，干脆下海做生意了。而编剧队伍后面始终看不到“新生力量”。38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创作会时，我是年龄最小的编剧；今天，年过半百了，创作会上我仍然是年龄最小的编剧。针对这种情况，领导忧心忡忡，嘱咐我们这些老编剧去发现、扶持新的编剧。

老家东至县文化局彭亚华先生是位颇有建树的散文作家。因东至县没有戏曲编剧，领导请他“改行”写剧本。彭先生对此很有信心，他写了一大一小两个剧本请我提意见。他的文字很好，唱词颇见功力，只是不熟悉舞台，“戏剧表现”不够。我建议他多看舞台剧，多看名家的戏曲剧本。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一年后，他创作了一个剧本“很像那么回事”。正当我为他高兴时，不久，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务员到深圳工作去了。一个未来很有希望的编剧就这样从我们这块戏曲园地里流失了。

怀宁县有许多文学青年，他们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很有成就，在和他们聚会时，我时常说出我的想法，希望他们有机会写写戏曲剧本。这一天，在局长办公桌上看见一个大剧本，剧名《竹痴县令》，编剧：邵经厚。局长说，邵先生是中学语文老师，年轻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喜欢戏曲，退休后开始编写剧本，已经写了五、六个剧本了。《竹痴县令》是三年前写的，想请我看看，提提意见。第一次看见新编剧编写的剧本，我喜出望外，放下手上的工作，一口气看完全剧。这是一出很完整的剧本，无论是人物设计、场次安排、唱词道白，还是故事意境，都符合戏曲规范。稍稍修饰，就可以排练演出。那天我找到邵先生，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希望他按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两个月后，他又创作了小戏《皖河渔歌》，我将它发表在2014年6月号的《戏剧创作》上。著名剧作家濮本信点评：“……这个小戏题材很别致……作者在文学、诗歌方面有不俗的成绩。所以来写戏曲，颇具文学性。‘底子打得好\’，小戏写得较完整，不缺胳膊少腿。唱词流畅，用词准确，押韵合辙也做得娴熟……”不久，邵先生另一出小戏由《新时期黄梅戏小戏剧本精选》收录。

我和何金龙是同事，我创作的《村官郭秀明》他饰郭秀明。排练场上，他时常和我商量修改一些唱词道白，并对人物性格、场次安排也说出他的一些见解。时间长了，我觉得，他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未来编剧吗？何金龙对我说，他早就写剧本了，大戏《康居新村的故事》他自编自导自作曲，在望江县城乡演了30多场，县领导对这个戏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成为该县的保留剧目。我看完剧本后，惊讶不已，剧本结构严谨，思想性强，唱词道白通俗别致，乡间俗语信手拈来。有很好的剧场效果。何金龙生在戏乡，十几岁就登台演戏，16岁时考进安徽黄梅戏学校学表演专业，毕业后，在演戏间隙走访民间艺人，挖崛整理黄梅戏稀有剧目和稀有唱腔。并组织了他自己的戏班长期在福清演出，他是当今的戏篓子。著名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创作的《中国好人》更是出手不凡，写出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韵味。我喜欢这个戏，毫不犹豫地将剧本发表在2015年第四期的《黄梅戏创作》上。今年7月，《中国好人》在福建拍成电影。由此，何金龙在编剧事业上迈上了更高的台阶。

编剧是非常辛苦的一份职业，作者不但要具备写小说、散文、诗歌的文学功底，还必须熟悉舞台上的灯光、布景、道具、表演、作曲等一系列戏曲“道行”。而且，作品成活率不高，演出、发表的道路不但艰辛而且漫长。因此，学编剧的人不多，寻找编剧更难。但，戏曲是非常美好的娱乐形式，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追寻，我想，今后我还会寻找到更多的邵经厚先生，更多的何金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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