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七年(1868),安庆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家庭暴力案。时任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曾国藩,于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十八日,专门向清廷呈报了《补用副将胡开泰殴妻致死恶迹多端按军法就地正法片》,全录于下:
“再,准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咨称,五月初三日途径安庆省城,士兵数百人遮道环禀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凶暴异常,路人侧目,近更有毒殴继妻王氏身死之事,当经亲提胡开泰研讯,供认不讳。并经怀宁县知县王鸿飞研讯属实,旋晤皖省司道面禀情节相同。查该副将强暴绝伦,万民痛恨,亟应立正重典,未便久稽显戮。适署安徽抚臣吴坤修因公回省,会商意见相同,当将胡开泰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咨请奏报前来。
查定例,夫殴妻致死者,罪应拟绞,仍就情节轻重,分别实缓办理。胡开泰无故殴妻毙命,据怀宁县知县勘验,尸身遍体鳞伤,情极残忍。就案定罪,已在情实之列。该副将平日横行不法,恶迹多端,至省城数百人公禀请除此害,其凶狠尤可概见。业经彭玉麟、吴坤修会讯按照军法从事,足以警残暴而快人心。所有副将正法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把这起发生在两百多年前安庆的家庭暴力案的情节、性质和处置情况,交代得很清楚了。
在过去的男权社会里,女性身受“夫为妻纲”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伦理纲常的束缚和捆绑,显然是命中注定的弱势群体,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当是逆来顺受的家常便饭。不错,过去的社会,也把“夫妻”列入“五伦”之列,不但提倡“修身、齐家”,还津津乐道“夫唱妇随”、“举案齐眉”之类的故事,甚至出现过像宋代陈季常,因为娶了个善作“河东狮吼”的柳氏而害了严重“妻管严”这样罕见的个例。不过,这些所谓“正面”的理念和典型,不过是用来平衡和维系男权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让它不至于过度倾斜而导致崩盘而已。因此,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曾国藩在战事正酣、一将难求之际,毅然决然地以皇权介入,用刑律伺候,将殴妻致死的胡开泰立正重典、军法从事,也算是难能可贵的空谷足音吧?尽管此举挂一难免漏万,难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实效。
这起家暴案,是由彭玉麟具体承办的。对于这位晚清重臣,我想多写几句。他的祖籍在湖南衡阳,但生于安庆市怀宁。其父彭鸣九在三桥镇做巡检(相当镇长),是位从九品的低级官员。16岁时,祖母在老家病逝,彭玉麟方随父母回原籍奔丧。不久父死,母亲王氏是浙江人,在衡阳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因而38岁时,他仍是一介布衣,落拓不迂。直到曾国藩在衡阳招募湘军水师,他才投身军营,由此发迹,直至官拜兵部尚书。承办胡开泰案件时,他是正二品的兵部右侍部(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受朝廷之命,负责巡视长江防务。据清史介绍,彭玉麟为官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而且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其《赋性》诗云:“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可以看作是他立身为官的信条。他一生“素无声色之好家室之乐,性尤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其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不妨再举两个例子:他首次巡视长江防务,便会同沿江督抚,参掉庸劣总兵、副将等高级将领116名,千里长江为之一震;告老还乡时,他将应由个人所得的60万两白银,全部交给沿江六省用于公务,实践了“以寒士来,以寒士归,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的承诺。附带再写一笔:彭玉麟极具才情,据说生平作诗万首,画梅万幅。宿松县小孤山,便留有他的一首诗作:“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十万貔貅齐拍手,彭郎夺得小姑回。”碰上这样一位铁面无私的性情中人,也该殴妻致死、作恶多端的胡开泰活到头了。
按清制,胡开泰这样的副将为从二品,属朝廷直管的将领;而彭玉麟这样的兵部右侍郎,也不过是正二品。两江总督曾国藩不但批准彭玉麟先斩后奏,而且是以“附片”的行文形式上报朝廷的。属臣呈报朝廷的奏折,一般分为正折和附片两种形式,附片的分量较正折为轻。分明是打了一只重量级的“老虎”,曾国藩却轻描淡写地以附片形式上报朝廷,这多少说明了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故意举重若轻、有意为之的吧?!
曾国藩,包括彭玉麟,都属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他们自己所置身的时代以及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历来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我绝无参与争议的本钱。这次只是就事论事,觉得曾、彭两位在这起晚清安庆家暴案的处置上,多少能给我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有点爽,爽在替男权社会里的妇女同胞们出了口恶气。那么,就让我仅赞这一点,不及其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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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一平
怀宁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怀宁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