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文勃兴中的苦做苦熬,通常以局部放大的方式存世为雅观,个中真相则多半刻意隐藏。安庆实是一个民风柔弱之地,移民汇聚之区,世代移民但求生息,地域历史灾厄丛生,城市深处的猥琐难掩于扉。往复式的地域苦难,安庆早将之赋予了民怨式的倾诉———风水!
1905年,戴世璜受美国圣公会公务派遣来到安庆,一住就是46年。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戴世璜,印象深刻的便是安庆人讲究风水,其回忆录中,就记载过一则医院因建塔楼而与僧人间的冲突,后经风水大师们的审慎论证,风波方告平息。
安庆的风水,或为禁忌,或为自珍。传说刘伯温曾来到安庆,问及地方的发展与稳定,地方官员颇见尴尬,最后王顾左右,答曰:“此地风水欠佳”。与官方回复相印证的,便有一首流行的民谣:“赤狴对沙洲,江水日夜流,财源无三代,清官不到头。”“赤狴”与“沙漠洲”,都是府城的两个地名。如何对策,当是收住风水,留住财气,不让它流走。安庆长期的文风不振,民事艰难,这才有明初的“振风塔”。而更早时候,安庆即有了风水的想象———相传东晋诗人、堪舆风水家郭璞,曾经登安庆盛唐山观望长江,留下“此地宜城”的谜语。
郭璞之言之所以是“谜语”,是其因于娱乐性才建立起它与后来安庆城间的表象关联,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城市建设的因果相证。安庆建城始于南宋时期,嘉定十年(1217)金人破袭光山,知府黄干建“城安庆以备战守”。及至景定元年(1260),沿江置制大使马光祖为了阻止蒙古大军从水路进攻南宋国都临安,改筑旧城于宜城(安庆盛唐湾宜城渡之阴)为新安庆府,并迁怀宁县治附郭。从郭璞到黄干,这则谜语,我们猜了900年!
郭璞“此地宜城”之说,尽管为地方史志反复言说,但无法找到其前言后语,唯有这么孤零零的四个字。郭璞“此地宜城”中这个“宜”字,究竟什么意思?是说“适合”建城,还是讲“应当”建城?“城”字究竟是指“城邑”还是“城池”?现代意义的“风水”,本质当是“安全”与“环保”,而不是《易经》掩盖下的乱力怪神。作为风水界的泰山北斗,学识过人的郭先生弃舟登岸,走在这个人流复杂的交通要地,首先想到的当是公共安全———“此地宜城”,“宜”显然是“应当”,而“城”则为“城池”。建个城池,对这里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才算得上标本兼治。
安庆人珍视的郭氏祝语,却更像是一道风水的魔咒———宋元之交、元明之际、有清替明、太平天国、民国抗战……800岁的安庆城,历尽中国历史上的惨烈战事。为什么?这就是郭璞的“安庆风水”———襟带吴楚,北界清淮,南临江表,处于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衢,襟江带湖,锁钥南北,“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向为四塞之国而兼五达之衢,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战略要地,兵家必争!
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光阴里,安庆人一直为郭璞的这则谜语所困顿:没有人知道“宜城”的背面究竟是吉祥还是不祥。当安庆一度成为安徽的省城,安庆人对发展的梦想似乎被激活,但很快为现实击碎———继郭璞而呼之“此地宜城”的,是曾国藩。这时,一道黑色咒符悬挂在大清国的额头,它两百年的“吉祥”正被“天京”二字所蒙盖,“战守”的使命再次降临到安庆的头上。咸丰年间,曾国藩来到安庆城下厉兵秣马。刀枪的点拨,让安庆人豁然看清了郭璞的谜底:不同的目光,相同的考量———让废墟上的城池,为权力打上铁箍……
曾国藩曾在安庆的脸上划了一道现代化的灼痕———兴办工厂,造炮制船。但是,坚船利炮为图金陵,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在安庆完成了帝国起死回生的起搏动作。乱时兵家必争,治时官家见弃,当金陵城头的大王旗落地时,安庆的振兴梦也就结束了!归于平静,也归于平淡,没有原因,或太有原因。因为最早质疑安庆省城地位的,便是一个安庆人———姚鼐。他说,安庆背山临江,水泽众多,城池逼仄,发展空间相对有限,长江仅能贯通东西,而南北交通并不畅达,不是理想的省城……
“风水学”是地理决定论的民间解读,而客观的地理,则是地方风情、民风的唯物主义诠释。安庆人的自我认识,往往似是而非———看不清地域困厄而沉溺于贺词祝语,继续文化的内敛而失之大格局中的开拓。安庆这种现代化中的焦灼倾向,最终将被付诸地域的突围。去地域发展的边缘化,发展中造势,造势中发展,才会有安庆的风生水起!从“此地宜城”的自得其乐,到“此地已城”的着力张显,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就是朱自清的《春》,这才是安庆人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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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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