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何雯

 

祖父是希字辈的，曾祖父给他取名为何希霖，又名宇尘。公元1884年正月十七日出生于怀宁县江镇。当时家道殷实，在安庆、大通和江镇经营多处商铺。因此，祖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九岁时，邻里请祖父写春联，祖父只好蹲在凳子上挥笔。1896年（12岁）县考第一名；1903年（19岁）春季入泮，即考中秀才；秋季中举（光绪癸卯恩科）。1907年东渡日本求学。祖父在东京住富仕见町，入日本法政学堂又曰“法政大学”。在日留学期间参加了安徽国学同乡会，并在同盟会在东京的《民报》见习办报，这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1909年，学成回归。

祖父在日期间，安徽发生了收回铜官山利权的斗争。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的运动。它与四川的保路运动相仿佛，起着‘引起中华革命先\’的作用。

清王朝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大肆拍卖各省经济利权。1902年5月，英国选择了安徽的绩溪、铜陵、宁国、歙县、广德县等五处与清王朝签订了租卖开挖矿藏的合同。租期为一百年。消息传出后，安徽人民立即开展了争取回收利权的斗争。1905年安徽绅商提出自设公司，集股开彩，可是商务部不敢发矿照。1907年11月，安徽绅商学各界代表在安庆集会，宣布成立“安徽路矿公会”。汪德渊致电留日学生安徽同乡会，要求联合抗争。祖父接电后积极发动同学，一方面致电国内表示声援，一方面留日学生同乡会还特派洪、蒯二君回国，运动各地动绅商争取把矿约废除，央求皖籍京官出面主持。

何雯在上海办《神州日报》期间，积极参与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收回铜官山利权的工作。6月6日，铜官山矿案特别大会“在上海均益里商办铁路公会召开了。经祖父等留日同学的联络，各省均派来代表与会。江苏代表叶惠钧、河南旅沪同乡会会长王搏沙以及江浙、福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指出：铜官山是中国的矿山，中国人不能隔岸观火。并指出今日的大会，“实全国人民保护路矿之大会”。王搏沙当即建议组织“铜官山矿共济会”，与会者一致赞同。当场推举王搏沙、叶惠钧、于右任、吴研人、何宇尘等23人为筹备委员。在6月17日的第一次筹备会上，订立了简章八条，决议“俟此案（铜官山废约案）解决后，再扩充范围，改名为中国路矿共济会”。收回铜官山利权的斗争越出了一省的范围，成了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心。

包括祖父在内的所有筹委会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使铜官山废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鼎沸之势，军机大臣那桐亲自出面调处，1910年3月由安徽藩库拨付五万二千英镑给英国作为赎款。铜官山矿权经过斗争终于收回，全省人民为之欢呼雀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各地纷纷成立政党。祖父应留日同学之邀赴北京。同年，他参加了共和党。该党是由章炳麟领导的进步党、梁启起领导的民主党等几个党派于1912年5月合并而成。但时章派、梁派不久又以独立团体面目出现。当时最大的党还是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各党派为争取进入国会进行了艰苦的搏斗。祖父以共和党身份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1913年9月27日，在国会讨论制订宪法时，梁启超、严复等人向参众两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要求宪法规定孔教为国教。孔教会的请愿书发出后，获得全国范围的回响。黎元洪和浙、鲁、鄂、豫等十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先后通电表示支持。但是，何雯面对巨大舆论压力，“认为孔教不应定为国教，并列举了四条理由：（一）中国非宗教国；（二）孔子非宗教家；（三）信教自由之通例，如定孔教为国教，与宪法抵触；（四）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孔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10月13日，宪法草案即将起草完毕，会上，汪荣宝等又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反驳何雯意见。何雯与伍朝枢等再次表示反对。结果，将孔教列入宪法之议，仍未获通过。

经研究认为支持者和反对者并无明显的年龄和党派背景之差别。袁世凯死后，旧的国会恢复，1916年宪法的修订继续进行，陈焕章再度提出《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理由基本上与前次请愿的一致。何雯等再次坚决反对。1917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陈焕章为会长，组织请愿团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何雯和张鲁泉等人不仅不同意。经参众两院议员讨论，认为何雯的建议有道理，决定删除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事”的规定，原十一条“宗教信仰自由”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1915年袁世凯正式担任总统后又想当皇帝，因为很多事仍受国会限制。8月，在袁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当皇帝的运动。何雯当即上书袁世凯，认为有十条理由不能当皇帝，此书被袁的长子袁克定扣下。不久袁再次解散国会。在京不能呆了，何雯与一些志同道合同志南下，何雯在安庆办过《民治报》；在上海与于右任等先后办《民呼》、《民吁》、《民声》和《神州日报》，何雯任主笔。1916年，何雯另办《新中国报》，任社长。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经何雯等在报刊上揭露后，何雯立即被袁抓到北京，投入监狱。曾祖父何令明为了救祖父出狱，卖掉家产大通大清银行赴北京把祖父救了出来。

祖父出狱后，积极参加恢复后的国会活动，如前述的1917年国会内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历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南北经济调查委员、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

1923年6月曹锟为了当总统，必须在国会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建议：“北京将支付（国会议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讲座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何雯也在其内。10月10日，安庆学联等为此捣毁了祖父在安庆的住宅。1924年10月，冯玉祥进京，废除了曹锟总统。

经历上述事件后，祖父决定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研究佛学，并寄信给刚任衡阳县令的弟弟要钱，准备在庐山买一块地，专心修心养性。1924年夏天，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各国研究佛学人士到江西庐山大林寺演讲。日本出席会议代表佐伯大僧正抵北京时，祖父等到车站欢迎。同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访问、讲学。泰氏在京期间，何雯和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沈钧儒等相偕前往拜访，由徐志摩、邓高镜担任翻译。会见时，何雯与泰戈尔进行了对话。

1925年11月5日，祖父在北京病世，时年仅42岁。

祖父在任国会议员时，还应家乡族长之邀于1918年回安庆参与编纂《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任总纂。该宗谱是一部统谱，涉及11省10万何姓人。全书共28册2562页。始祖从战国末期，秦朝初期的允公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延续二千多年，当过总理兼外交大臣的孙宝琦为谱作序。奋威将军丁槐题词：“万派朝宗”。这部巨著涉及之广，所用的时间、所花的人力、财力，不仅其他姓氏难与相比，而且在我国族谱史上也是极少见的，是族谱学上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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