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收藏者

追寻剧烈变动的历史图像有点类似天文观测。天文学家在管窥天象时会发现某个星体骤然发出超倍的光亮，这是星体爆炸的征象。可是谁知道这个瞬间竟发生在多少万光年以前！一九○八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对我而言也是如此。一百年后我仍看见它爆炸的火球在皖城上空滚动，它的碎片四散飞迸。但落到我当下生活的皖城只有零星的碎片了。如今的安庆城已面目全非，与历史事件血肉相联的那个古老的空间框架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宏大的历史解说中去了解它，却无法真正走近它，抚摸它。惟有偶露的碎片带着强烈的历史血气和深藏的秘密，向冥思者打开一条幽秘的隧道。比如，一九八五年底，一块刻着“杨氏试馆”字样的门楣石匾在安庆务正街工地被发现，经走访杨氏后人和反复考证，它确系马炮营起义会址的遗物。再后来，一座以变形牡丹为形制的“太湖秋操纪念杯”在央视《鉴宝》节目中亮相，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联想。

收藏家们似更看重瓷杯和石匾这些藏品的年代和价值，而它们作为重大历史进程中所迸散的、无法复原的“碎片”，那上面所集聚的铁血年代的脉息与嘶喊，甚至还有逝者的眼神和灵焰，却反倒遮没不显了。一百年后，当我探究二者齿轮般的链条关系时，我听见了瓷杯和石匾在虚无中相互碰击的声响。

该瓷杯产于清末光绪年间官窑，属粉彩瓷器中的酒吸杯，高7厘米，长19厘米，宽12.5厘米；底座为变形牡丹，涂以粉红彩；杯柄为中空的花梗，饰以淡绿釉，梗部与杯中相通，通过梗柄可将杯中花蕊般的酒液吸入口中；其花梗背部用楷体书写“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杯”字样，表明它是清末新式陆军在安庆太湖县举行操练（即军事演习）的纪念物，可以视为一九○八年那个多事之秋的重要标志。但我怎么总觉得怪怪的：一场颇具规模的完全属于男人们的新式军演，却以这种粉底、雌性、易碎之物作为纪念，真的有些不伦不类。这难道也是专横怪戾的慈禧太后的主意？这个晚清最有权势的阴鸷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表明，她是一个偏执狂和心理变态者，就像吸杯底座上那朵变形的老牡丹。慈禧憎恨所有阳性之物和雄强之物，让宫墙内浮雕必须凤在上龙在下；她要雌化一切，就必须在午门和菜市口不断用异见者和维新者的头颅来宣示她的雌力，无情地打击那些反抗的雄性，阉割那些非奴性的任何一点残余。

同样，“杨氏试馆”门匾也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证：当年在它下面进出的是安庆岳王会成员和组织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所谓试馆，是清末宗族专为解决科举考生食宿而建造的，俗称“下住”。石匾长84厘米，宽36厘米，厚10厘米，在我看来它真有点像棋盘在演绎着一场生死对决：一边是日益腐朽但仍在分泌雌激素的专制统治者，一边是找回了血气和雄性的反抗者。如果说徐锡麟起义是在对决中“拱卒”的话，那么熊成基起义就是“走马”和“架炮”了。前者发动的是巡警学堂学生，后者则拥有骑兵和炮队的精锐新军，这在反清起义中具有特殊的转折意义：它是第一次以新军为主力的起义。略知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熊成基等革命党人正欲借“太湖秋操”之机发动武装起义，但皖抚朱家宝侦知第三十一混成协有革命党人活动，因此临时取消了三十一混成协参加秋操的计划，并一律禁发枪械，致使起义无法进行。十一月十三日朱家宝赶至太湖，陪同陆军部尚书荫昌、两江总督端方检阅第八镇、第九镇新军，谁知第二天光绪帝驾崩，第三天西太后也一命呜呼，一时间人心惶惶，这给革命党人再次提供了起义的良机。熊成基、范传甲等人于十九日下午在三祖寺杨氏试馆召集会议，决定当晚趁“国丧”之乱举行武装暴动。但就是这天下午朱家宝偷偷赶回城内，他预先得知安庆城内形势吃紧，于是密令紧闭各城门，并调来巡防营严加防守。如果这天朱家宝仍滞留太湖或者迟一点赶回，那么省会安庆肯定将被起义军攻占，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将在这里倒下，清亡的丧钟将提前敲响。

与此同时，在这块黑漆如墨的门楣石匾上，我还读到了剧烈变动的历史年代隐秘的文化图景，感受到两种相互对峙的精神力量在搏杀：“杨氏试馆”石匾作为中国科举考试的物象足以表明，专制毒素被当作世代的精神养料吸收到宗族和草民的血液中，成为昏睡者在“铁屋子”内不可或缺的麻醉剂和致幻剂。想当年，青年陈独秀参加过怀宁县试和南京乡试，鲁迅早年就读南京矿务学堂时仍遵母命回乡参加科举考试，柏文蔚曾以“三年攻学，一发必中”而洋洋得意。这也就是清末的年轻人往往比老人更衰老，更满脸皱纹的原因。纵使你再年轻，你的心也提前老朽了。然而，正是在这块试馆石匾的昏暗背景下，晚清中国青年的挣扎才显得得更痛苦，更惨烈：他们脑后拖着辫子但心如刀绞，面容苍白却目光如炬；他们放弃了攀登科举的森严朽黑的阶梯，走向拯救中国于危亡的血火之途。在这个意义上说，石匾是诡秘之手扔给专制王朝的一个绝妙反讽。据寿县政协李德武统计，清末寿州的年轻人以秀才身份参加安庆武备练军的学员就有十三人，其中包括范传甲、石德宽等，可见起义士兵多有秀才的身份，这种觉醒是与岳王会及其外围组织维新会、同学会的思想启蒙密切相关的。

说到底，一九○八年的武装起义首先源自一种精神决裂与反叛，这意味着必须砸烂包括科举在内的思想枷锁，然后才能将矛头直指皇权体制。换句话说，要割掉脑勺后那根猪尾巴，则必须先割断脑袋里的辫子。可是这又谈何容易？这种精神王国里的起义是困苦而悲壮的，它的艰巨性与它反叛对象存在的历史长度成正比。在我看来，当他们将会党联络、开会的特种机关设立在杨氏试馆时，这座晚清建筑仿佛也经历了炼狱般的蜕变，门上石匾也随之重获生命的脉搏，并在戊申年生成震惊世界的炸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晚，距黄花亭不远的杨氏试馆门匾被攻打北门的熊熊火光映红了，然后被众多的牺牲者———贫血的中国的伟大儿子———的热血烧得滚烫滚烫。在脱胎换骨的阵痛中，它从老石头中重新长出了石头！

两年后熊成基在东北被奸人臧冠三出卖而被捕。他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写下慷慨激昂的供词。

马炮营起义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疯狂的大搜捕和大屠杀，朱家宝立即清洗了安庆城，张劲夫等三百余人惨遭杀害，然后组织二百五十人的清剿队，分成五路在皖北明搜暗捕。当时变节者有之，告密者更有之，做为革命党人会址的杨氏试馆将难逃一劫。当时的馆主名叫杨三姑，情急之下立即唤匠人将石刻的“杨氏试馆”用石灰泥抹掉，然后用墨笔写上“四知书屋”加以遮掩。原来怀宁县杨氏后人繁衍成两支，且各有宗祠和试馆。一处试馆在杨家塘附近（今昭忠祠巷14号），一处在黄花亭三祖寺（今三祖寺街20号），该馆又名“四知书屋”，以示区别。二十几年后，杨三姑在务正街买了三间房子，将此屋卖给了一户姓邓的人家，但仍念念不忘门楣上的“杨氏试馆”石匾，于是将它取下并带到务正街。这就是“杨氏试馆”门匾为什么会在务正街出现的原因。可以这样说，这块石匾裹挟着风云激荡的铁血年代的狂飚气息，然后像起义者的遗骸一样沉埋在泥土中。

半个世纪后，马炮营起义秘密开会的地址已模糊难辨：官方认定在杨家塘的叶氏试馆并加以修葺，而民间则坚持认为在三祖寺街的杨氏试馆，双方争论持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揭开事实真相而言，这种争论是有意义的；但是二者同为试馆，叶氏也好，杨氏也好，它们所透露的科举时代的枯败气息却是等值的。

我一直在想，杨三姑是不是革命党？这个不入史册的民间小人物，大约是一个寡妇罢，否则她不可能成为馆主。也许革命党人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女人比男人更有包容性，思想意识也不会太过愚执。她虽不是革命党，但极可能是革命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因为她对馆内发生的一切不会毫不知情，再说真相在起义发生后已昭然若揭。从她用石灰泥抹掉匾上刻字的情形看，她对由此可能引火烧身的后果作了充分准备，她的处乱不惊的镇定与智慧，是令人钦佩的。当她将杨氏试馆卖掉后，她为什么独独将不值一文的门匾取下并随身带走呢？这足以看出，她对这些热血喷涌的年轻起义者的珍视与怀念，她看重这个门匾所凝聚的圣洁意义。是杨三姑保藏了这块石匾，她是远比史家更能读懂它的第一读者。由此我想到更深一层：从本原的意义说，迸散的历史碎片、牺牲者遗骸以及杨三姑们，最终都将被更博厚、更持久、更公正的力量———大地、民间和时间———所收藏，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伟大的收藏者和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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