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怀宁籍“文史大家”

 

将徐中舒和李光涛二位先生称为“文史大家”，并非我特意拔高以示“乡邦之光耀”，而是史学界对他们一致公认和高度肯定。

最近，我无意中在《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一书中读到这段文字：“……沈兼士、朱希祖、魏建功、郑天挺、徐中舒、李光涛、顾颉刚、吴晗等教授、学者，对收集、整理、刊布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保存、流传中国文化遗产，都做出过可贵的贡献。”我不由得感喟：在这些著名学者和大家之中，竟然有两位是怀宁人！

于是，接下来我有兴趣去阅读徐中舒和李光涛的文章以及有关他们人生履历和学术事迹的文字，结果发现他俩身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不但都具有执著、刻苦、热爱、专注等等这些治学精神，而且在学养品质上均保留了一颗赤热的爱国心。

他俩既是同乡又是朋友，因整理“历史档案”走到一起，而因“历史原因”分隔海峡两岸。

徐中舒（1898～1991），出生于怀宁县月形山徐家畈，两岁丧父，5岁时随母亲入住安庆清节堂（早先是淮军将领为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孤儿寡母养生送死守节的地方，后成为收容节妇孤儿的旧式公益事业）。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限额招收30名新生，徐中舒以第4名的成绩被录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由于家境贫困，他只学了一年就毕业了，不过那时清华教学灵活，学生可以提前毕业，但须通过论文答辩，否则只能算肄业。徐中舒的论文是：《徐安淮夷群舒考》。梁启超读后甚是叹赏，写下评语：“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

可见徐中舒很有才华，一年读完清华，还得到了名师首肯。也就难怪几年后他就以“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之称誉扬名于学术界。1930年，徐中舒到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编辑员，后升为研究员，跟随陈寅恪从事史学与古籍校勘学工作，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当时，在傅斯年主持下，史语所组织了明清史料编刊会，由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５人为编刊委员，大规模整理编辑清政府内阁大库残余档案———以《明清史料》为名，陆续刊印100余册。这时的徐中舒已是我国史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家之一。

而与此同时，在徐中舒身后，或者说在中国史学界权威们的身后，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怀宁人正在以他顽强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明清档案的极大热情，默默贡献着，并且逐渐将自己引到历史学家的行列。他后来被称为著名明清史学家、明清档案专家，尤其以整理明清档案之功业，名闻中外。他就是李光涛先生（1902～1984）。1929年9月，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李光涛经徐中舒引荐，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临时书记。什么是书记？就是搬运材料，按编辑的要求，将需要的材料归类，职位低，报酬也不高。但就是这份工作，李光涛干出了大成就，他终生与8000麻袋的明清档案结成了不解之缘。当时，面对堆积如山的档案，罗振玉根据自己的经验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25人至少需要4年，但李光涛只用了一年就整理完成了，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且感动了史学界的大佬们。傅斯年连连夸奖，将他升任练习助理员、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编纂，1962年升任研究员。

李光涛从整理档案起步并一直没有放弃，同时还进行学术研究，由他负责纂辑的史料，除《明清史料》外，还有《明清档案存真》、《朝鲜壬辰倭祸史料》。专著有《明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多尔衮征朝鲜史事》等。至于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清史学家王戎笙在《悼念李光涛先生》中写道：“李光涛先生常据档案原件，参证其他文献，去伪存真，钩沉索隐，匡谬纠偏，拾遗补缺，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为中外学者所公认。”“著述中不少独到之处，见人之所未见，说人之所未说。李先生鞠躬尽瘁，献身祖国的学术事业，功在国家，利在民族。”

李光涛因档案成就了自己，因史学而终生再无所求，他去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割舍不下明清档案。国民党溃败时，精心挑选了一部分清代档案运往台湾，李光涛与那批档案一起离开了大陆，直到1984年因车祸去世，再也没回到故乡。而他提倡并运用档案进行清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被众多大陆学者所认可与接受，作为“档案派”（清史研究分为“正史派”、“野史派”和“档案派”）创始人，他的书籍越过浅浅的海峡，来到祖国一座座图书馆，摆到高校的讲台与学者的案头。

我不知道李光涛与徐中舒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很多人劝徐中舒去台湾，他没有去。李光涛去台湾后，将自己的爱国心倾注在档案研究上，当有历史学家认为李定国联明抗清是假的，未将一兵一卒交给明朝，“保持大西军独立自主，只把桂王当作傀儡，要打败清兵之后，再来推翻反动政权的统治”。李光涛却认为李定国扶明是真诚的，“一腔忠义，努力攻战”，他继而感慨道：“假使当崇祯全盛之世，罗致李定国以为国家的长城，则内靖诸贼，外却强敌，何患天下不会太平哉？”

李光涛治学严谨，他说自己“皆得之于档案而加以发明的”，“研究历史，当以求真为目的”。（《明清史论集》序言）到此，我似乎看到了他的同乡好友徐中舒的性格在他身上的投射。一次，在“海瑞罢官”座谈会上，徐中舒不愿说违心话，他坚持认为“清官总比贪官好”！“文革”时，有人示意他写篇“西南女国”的文章，徐中舒抱定“临难毋苟免”的信念，绝不充当御用文人。这两位文史大家都非常有个性，他们以独立的学术精神张扬人格和捍卫尊严。

徐中舒在《学习之路》中回忆说：“学习本是一件极其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他曾与李光涛一起埋头于明清档案中，后来他主攻先秦史，在研究古史的同时，于古文字学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他的著作有100多部，其中有《古诗十九首》、《耒耜考》、《殷周文化之蠡测》、《论巴蜀文化》等。这些书与被称作“著书之丰，车载尺量”的李光涛的著作加在一起，可谓“震铄古今，显耀当世”。

《学习之路》里还有一句话也引起了我注意，他说：“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徐中舒的确是一位很有文心与诗情的学者。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徐中舒得知后悲恸不已，立即写了一幅挽联：“独有门庭旁人错比扬雄宅，再无别计摇落深知宋玉悲。”他在一年内接连写了多篇纪念王国维的文章，以叙师生情谊。

1945年，徐中舒写了篇缅怀母亲的悼文《先妣事略》，勤劳慈爱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每日辨色而兴，则促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砧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刻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沉，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淅自檐溜间下注于盆……”

何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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