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满二十岁的我,从安师院毕业被分配到怀宁县一所偏僻的山村中学教书。当时交通不便,我肩挑行李,步行三十余里,踏进了那所没有大门的山村中学。学校前后只有两排瓦房,仅供二百多名师生教学和生活之用,四周便是荒坡和野草。
翌日清晨,我以一种莫名的欣喜登上三尺讲台,从此迈出我人生旅程的第一步。
教室里窗户没有一块玻璃,坐满了衣着不饰的孩子。日久我才了解了经受三年自然灾害后农家子弟求学的艰辛。孩子们周六下午步行回家取米、取菜,周日下午返校。一日,我与孩子们共餐,发现他们每人面前放一个盛着咸菜的竹筒,这就是他们一周下饭的菜,孩子们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生活尽管如此艰辛,但孩子们照常早晨五点起床,参加早操、早读;晚上还上两节晚自习。那时,都没有电灯,孩子们常常三四个人围坐于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默默攻读。他们那种可贵的求知欲望、难得的不懈意志,令我感动不已,也激励着我扎根乡村、教书育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时近寒冬,学校全体教师在生产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奋战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餐风露宿,苦不堪言。当时强调知识分子“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我们一干就是七个日夜。在城里长大的我,从未经受过这繁重的体力劳动,几天干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肩膀皮磨成一个个血泡,但我只能咬牙坚持。
又一年夏季,学校奉命放“农忙假”,老师们无条件地被分配下生产队参加“双抢”。大家顶着毒辣的太阳,脚插于滚烫的稻田中,人热得直张嘴,衣服汗得能挤下水。
这一次次劳动的体验,都给我留下最沉重、最难忘的记忆。
我在这块黄土地上一待就是十七年。一九七七年,我有幸调回故里,到安庆四中任教。我十分珍惜这迟来的人生转机,努力工作,不断充电,精心育苗,多次获得各种奖励,直至退休。从教四十余载,桃李满天下。每逢佳节,当我收到学生从五湖四海发来的问候函电和贺年卡时,一股教书育人的自豪感就会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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