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的“两奖”及“诺奖”

□合肥张利明

如今，谈文学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各种“朋友圈”里转来转去的不是鸡汤，就是资讯，或者是供人一乐的笑话，散文、诗歌抑或小说等文学作品，那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然而，在枞阳却是一个例外，从草根到高大上的“文学圈”日渐放大，大有一种方兴未艾之势，甚至在9月29日还举办了首届“方苞文学奖和朱光潜艺术奖”颁奖大会。

这个“双奖”大会举办方就是枞阳县人民政府。由县级政府设立文学、艺术两项大奖，恐怕在全国并不多见。设奖行政级别不高，却不泛北师大、安大、安师大和安庆师大的教授专家捧场，奖金不高（一等奖一万元），但聚集了大批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枞阳素有“诗人之窟，文章之府”之誉，那一天可谓是枞阳文学艺术之果的一次盛大呈现。

提到文学大奖，人们自然会想到世界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我们是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古国，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但仍有很深的诺贝尔奖情结，摘取“诺奖”桂冠应是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梦想。2012年，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举国沸腾。毕竟，这个大奖对中国人来说来得太晚了。然而，在不少人看来，莫言的小说不是大雅，甚至有些灰暗，直到今天，仍有“公开信”质疑莫言作品的思想观念和立场。甚至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看上了中国最不好看的一面。其实，这种质疑或争论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1988年，由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时，斥骂就盖过了颂赞。

多少年来，国际上的文学艺术大奖总是一次次将国人拒之门外。于是，有人质疑那些大奖戴上了有色眼镜，抱怨评奖不公。而当这种抱怨声不断放大时，便有外国人讥讽中国人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如今有人获得了“诺奖”，又说授奖者不怀好意，甚至批评获奖者曲意逢迎“诺奖”的口味。说到底，还是我们对“诺奖”等国际奖项太在意了。

获得国际大奖固然能体现某个人或某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的水平，但事实也表明，近些年来，由西方社会设立的某些大奖确有“操弄”的嫌疑，比如“诺贝尔和平奖”。文学艺术“诺奖”的这种迹象也是时有发生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对于这个奖及本国文学却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同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不料，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一拒绝使鲁迅避免了斥骂。与莫言相比，鲁迅的作品几乎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倘若欣然受奖，生前身后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

事实既然如此，假设就失去意义。不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鲁迅断然拒绝如此“利好”，自然永远没人能否定他头上的“文人骨气和底气”的光环了。话说回来，这种虚怀与骨气在今天，又能有几人堪比？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上看，他对诺贝尔奖提名的拒绝既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正如他在信中说的：“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先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很坏。”如今，民族独立了，国家强大了，经济繁荣了，科技进步了，各类国际大奖在频频向我们招手。可是，又有几人能像鲁迅那样自认“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呢？

“诺奖”是个很高的目标，但如果眼高手低，好高骛远，那目标就更无法企及。所以我以为，枞阳设评“方苞文学奖和朱光潜艺术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让文学艺术创作既承继传统的基因，又充分浸染泥土的芬芳；既弘扬方苞、朱光潜的高大上，又竭力从草根中滋育人才。当文学艺术创作蔚然成风时，当文学艺术水准领先国际时，国人的“诺奖”纠结终会有一天冰释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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