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烟事是说抽烟之事是我所经历之事先从儿时说起吧我

这个烟事，是说抽烟之事，是我所经历之事。

先从儿时说起吧。我的老家，按旧时说法，于省城（安庆）之西35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那里住着十户人家，从祖父到吾父及叔伯，他们抽的烟都是自做的土烟，其原料是自己种的烟草。每逢春播时，各家都在自己地边地角栽上几圈烟草苗。这烟草，属茄科，一年生草本，茎直立，棱形，植株被粘腺毛，叶圆形肥大。秋后圆锥花序顶生，花冠呈圆筒形，浅黄色。茎叶内含有烟碱和苹果酸、柠檬酸。叶加工后是做烟丝的主原料。农历十月间收割。父亲收割后，摘叶去杆，将片片云叶串连成一串串，晾晒于房檐下，农闲时将晾干的烟叶取回，撕茎铺叶于簸箕，喷洒香油（即食用的菜籽油），待其柔软后，整理上榨（这榨由两块木板加上横闩制成）。一榨约20斤，是父亲一年的吸烟量。烟的成熟，约二十来天。成熟后即可开刨，刨丝供用。父亲抽的就是这种土烟。他在家吸的是水烟壶（烟壶由两部分组成，下部是壶，壶里盛水，上部是吸烟管，吸起来，咕咕作响），出门或劳动时带旱烟袋（由竹根穿而挖成）别在腰间。

这种土烟丝黄黄的，软软的，散发着清香，抽之吐出的烟雾却很呛人。这土烟，对外不售，专供自用，客人到来，吸的也是这土烟，一个烟袋传遍来客，烟雾缭绕，谈笑风生。这是家乡大男子专用的，妇女是不沾边的。

我小时就怕这种呛味，每当大人抽烟的时候，我就逃之夭夭。17岁走出家门，投身土地改革，自以为从此脱离了"烟"害，谁知我和北方老侉（南下干部）配对，吃住在一起，他抽的是旱烟斗，更呛人！

土改结束后，进入机关，同事们抽的是香烟，虽比家乡土烟味稍缓，但我仍然怕那呛味。久而久之，机关同志都知晓我是个有名怕"烟"者。

然而，世间的事物（包括饮食习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这个怕"烟"者，1960年挂职于枞阳县麒麟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农村全部食堂化，我们挂职干部吃在食堂。食堂吃什么呢？说来，现在人们肯定摇头不信，就是将现成的稻谷加工而成的混合剂，用大锅搅成的"糊汤"，上层漂浮着金黄的稻壳，中间是清水，底层虽有些糊液，却是泥沙俱下，不能动牙，社员劳动，一日三餐都是吃（实为喝）这"糊汤水"，大人愁，小孩哭，我们挂职干部也是终日饥肠饿肚，就我来说，起先喝上一碗两碗，权做饮料，其后，端上这"糊汤水"，就犯胃，难以下咽。眼见四周基层干部与社员（男人）都在猛抽烟，甚至烟不离口。我问他们这烟有何妙劲？他们则说，这烟可以填饿肚，书记（他们当时这样称呼我），你不妨也试试。随即递上一支。我接过烟，独自试着，感觉良好，觉得手上有拿的，口上有吸的，似觉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神魂颠倒，顿然觉得肚子不再饿了，还挺香哩！大有解乏和忘记饥饿的作用。于是我就渐渐抽起烟来。起先是每天一包，随后逐日上升，高峰时达到每天四包（当然也不尽是个人抽的，一半是应酬），成了一个瘾君子。

说起那时农村抽的烟，却也不是简单之事，那时物资紧张，许多东西都得凭票供应。香烟不仅凭票供应，还有等级之分。"东海"牌香烟（蚌埠卷烟厂生产），在农村算是高档烟，二毛八分一包，且不容易买到，是公社干部抽的；"双猫"牌香烟每包一毛五分，大队干部能买到，"大铁桥"牌香烟九分一包，生产队长可买到。无牌香烟五分一包，撇开供应，是社员抽的。于是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公社干部水上飘，大队干部猫对猫。小队干部桥上过，社员抽的白纸包。"

1962年秋，安庆地委为落实中央万人大会精神，决定在全区开展甄别、纠正右倾错案，我被调回安庆，由于案件审理冗繁，仍留恋于香烟，但烟量大大减少，每天半包。时至1966年，我身患肝病，致血脂升高，一日，"泰水大人"发出指令，你身体不好，烟别抽了。有她老人这一指令，联想自己身体，断然将打火机、香烟掷之于地，说到做到，从此断了烟，至今55个春秋未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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