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一门三杰

 

枞阳钱氏，祖先聚居白荡湖畔宕山，故称宕山钱。

钱氏在明朝中叶“一门三进士”，仕途通达。父钱鸾，以进士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子如京，以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次子如畿，以进士官至布政司都事。

先说钱如京，生年失考，卒于1541年，字公溥，号桐溪，桐城（今枞阳县藕山白荡钱家白屋）人。幼年矢志攻读，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中壬戌科三甲进士。初授青田知县，后调任浙江海盐知县。在知县任上，他恪尽职守，口碑良好。因为官清廉，调京都任监察御史，迁河南按察司副使，派往天津充任兵备道，屡次擢升至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适值饥荒，饿殍遍野，他怜贫惜苦，及时奏请朝廷开仓赈饥，救活灾民无数。

嘉靖十五年（1536），任兵部侍郎兼左副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他是文官，在武官任上，却不凭武力，仅靠仁治屡次化险为夷。一次夜间，城中突发兵勇哗变，竞相逃遁。钱如京端坐督署，镇定自若，不弹不压，反下令大开城门：“群出者纵之，独出者擒之。”所谓法不责众。官兵见通行无阻，并无追剿之意，幡然悔悟，遂相继返回军营，听候发落。次日，如京亲赴各营安抚，对带领士兵回营的军官给予嘉奖，只轻微处罚了两个单独出城的士兵。一场大规模的兵变就这样被他的感化平息了。

如京从两广总督又升任户部尚书。嘉靖十九年（1540）庚子九月改任刑部尚书。期间，遇皇室宗庙失火，有少数士兵被派去清理火场，在瓦砾灰烬中捡拾碎金残珠未上交，告发后逮捕下狱。朝廷要按盗窃皇家宗庙祭祀宝器定罪。钱如京判曰：“金非器，器非珠也。拾与盗同罪，不亦谬乎？”于是一律从轻发落，众军士得以减免死刑。

钱如京晚年多病，六次上疏，朝廷才准其告退，于嘉靖二十年（1541）回籍桐城，简居城关桐溪塥畔，不履公门，“款曲亲旧，觞咏自娱”，现仍留下一条“尚书巷”。如京卒后，朝廷加封为“太子少保”，谕旨国祭国葬，以“乡贤”祀奉。生前著有《钟庆堂集》、《桐溪存稿》四卷传世。

再说其弟如畿。如畿生卒年不详，字公锡，号柳溪。官至浙江布政司都事，因厌倦官场，不理政务，辞职返乡。他业于河滨，环植柳树，并潜心著述，后著有《柳溪遗稿》等。如畿乐于公益，一次，途经大宥乡（今枞阳钱桥镇）王家渡，见河流阻隔，行人和商家往来不便，便捐资建桥一座。当地乡民感其义举，命名该桥为“钱家桥”。为了护桥，清道光20年（1840），当地人还在桥栏上镶嵌一碑，名曰：“护桥公约碑”。解放后，此桥所在的乡镇，名称一直沿用“钱桥”。

现存资料中，有关钱鸾的文字记载几乎不着片字，笔者先后查阅了《安庆地区志》、《安庆市志》、《桐城县志》、《枞阳县志》和《安徽百科全书》，人物栏内均未收集“钱鸾”词条。这实为憾事。

监察御史，是负有监督察看之责的朝廷命官，“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可谓威仪赫赫，连道台大人都敬他三分。明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主要任务是分察百官、巡抚州县狱讼、祭祀及监督诸军出使等。“明太祖既平蜀，规取云南，大师皆集于辰、沅，欲并剪诸蛮以通蜀道。”“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恒。去省窎远，莫能控制，附近边民，咸被其毒。”在当时战乱刚刚平息、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作为监察御史，协助当地官员治理好云南边陲，责任又是何其之大？

笔者岳父与钱鸾同宗同祖，一脉相承，同属一个公堂。对于钱鸾文字记载不多，岳父钱忠林生前是这样解释：钱鸾去云南任监察御史初年，与家人联系紧密，有年回乡省亲，族人专门大兴土木，修造庭院楼阁，光那绵长的廊庑，下雨天随意在村中行走也不用打伞。后长江圩堤屡次溃破，走马楼和台阁亭榭相继倒塌，残存的建筑又被日本兵一把火烧了。那些上马石、拴马桩、柱础扶栏等上好的汉白玉石料，除极少数还残存于村庄塘堰石桥，大多在大跃进年代被抬去修桥铺路造闸，一棵棵斗粗的大树全被砍倒，扔进了小高炉里大炼钢铁。据传，安庆有一官员系云南人（无考），钱鸾当年的俸禄钱粮由安庆这位官员派人送至钱家白屋，而钱鸾的俸禄钱粮则悉数交给安庆官员在云南的眷属，两厢方便。后来，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钱鸾便在云南再续一房。纳妾之后，就与家人渐断联系，最终老死云南。岳父说，有些史料，原来钱氏宗谱上均有记载，可惜的是，文革中破四旧，一套13箩筐的宗谱被迫当做废纸悉数变卖，如今留下的，只是老一辈人的口口相传。

最后还要说一下安庆高井头的“古柱史”牌坊。该牌坊建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为汉白玉石料，高4.45米，宽7米。正门东侧抱鼓石2.1米，最宽处0.8米，厚0.17米。中门东侧抱鼓石上雕有如意纹饰，门头枋上雕刻有莲花图案。南北次门额枋前后雕有3组图案：下额枋为瑞兽花浮雕，瑞兽在花草、卷云中翻转腾跃，气势磅礴；额垫座上是菱形、三角几何纹饰，细腻娟秀；上额枋为花草、云形纹饰，飘逸生动。牌坊布局紧凑、疏密有致、富丽繁缛、活泼洒脱，不愧为明代建筑中的精品。牌坊上书“明云南道监察御史钱鸾”。

网上曾经有人撰文，说是该牌坊为孝子钱如京为其父所建，其实这是误传。古时没有先进的媒体，要旌表一个人很困难，牌坊就是古时用以表彰某人德行而设立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在树碑立传中，牌坊属于最高层次，多置于衙署、庙宇、陵墓、祠堂前，或是园林、街道、路口，内容分忠孝节义等，让时人瞻仰，让后世留芳。牌坊的建造，必须由地方上报，大臣奏疏，得到皇帝的宠幸与恩许后方可得建。这种世代相传、级别极高的荣誉称号，不是想建就建的。更何况钱鸾为明桐城人，钱如京退位后也不居住府署所在地，牌坊建于安庆，也不是没有说道的。刻有“古柱史”的牌坊，乃立柱可鉴，绝非网友所说的“孝子坊”，应为一座功德坊。御史地位隆重，相比丞相，极有权威。说明监察御史钱鸾在任期间刚正不阿，替天行道，直言敢谏，屡建功勋，方得皇恩浩荡。据《安庆文史资料》载，在明代，“安庆钱牌楼各建牌坊一座”。另一座，应是朝廷为刑部尚书钱如京所建的尚书坊。可惜的是，如今仅存一座御史坊。清咸丰年间，曾国藩率湘军攻克安庆后，老城成为湖南人的天下，湖南会馆因此修建得霸气十足。尚书坊是不是在修建湖南会馆时损毁的呢？目前尚无资料明证。

（附注：有关宕山钱氏，志书上一律标为枞阳仪山乡，这在民国以前没有错。可解放初期，县水利部门为防汛抗洪和引江灌溉之需，在白荡湖与长江口辟一长渠，并建造白荡闸，将宕山钱氏一分为二。钱鸾一支在闸之南，今属枞阳藕山镇白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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