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穆：做一颗读书种子

 

曾国藩在评价萧穆时说：“桐城萧穆，今之读书种子也。”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代大儒，他的幕府里，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多不胜数，他为什么会对连举人也未考上的萧穆作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萧穆（1834—1904），字敬孚，又作敬父、敬敷，清末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他祖上本姓陈，元末由徽州婺源陈村迁入今枞阳会宫，入赘于萧氏，并改姓萧。清乾隆年间，萧氏迁居于钱氏小墩（今枞阳县横埠镇孙岗村），萧穆当出生于此。

萧穆的父亲萧锡光，是个读书人，但屡试不第。他不想让自己的悲剧在儿子身上重演，于是不让萧穆上学，而是让他去务农。但萧穆从小就表现出了好学的一面，不愿从事农活，常跑到私塾窗外听先生讲课，他的父亲就用棍棒责打他，萧穆“泣而受杖，但仍潜至塾旁，听人读书”。他的父亲只好让他入私塾读书。萧穆每天夜里回来，母亲必定让他背诵白天所学的东西，萧穆常常无一字差错，母亲欣喜不已。萧穆潜心好学，爱书如命，“遇名流宿学必敬礼，随所往，辄手提布裘，裹书数册。闻某所有异本，必钩致之”。（马其昶《萧敬孚先生传》）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占据桐城县城，将昔日平静的县城变成了战场。城里的大家世族、先辈硕儒大多迁到东南乡乡间居住。由于兵祸，城中富室人家的藏书大量散出，价格极其便宜。这一年，萧穆十九岁，他购买了一批图书，开始了自己藏书生涯的第一步。同时，他走村串巷，拜访隐居在乡间的文化前辈们，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学问日进。

二十岁时，他来到左家宕（今横埠镇）读书，并结识了一位名叫左庄的读书人。左庄藏书丰富，萧穆在他那儿读到了大量乡贤的著作。除研读经史外，他还致力于古文研究，留心朝章国故，网罗文献，为日后校勘古籍打下基础。

同治二年，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驻军安庆。当时，萧穆的同乡好友陈艾、方宗诚等均在曾国藩幕下效力。萧穆前往安庆，拜访曾公并受到接见。曾国藩对萧穆给予了高度评价：“异日缵其邑先正遗绪者，必此人也。”缵，继承。意思是说，将来继承桐城派先贤学问的，必定是萧穆。安庆当时是安徽省省府，聚集着一批学者精英，如著名考据家钱泰吉、经学家汪士绎、目录学地理学家莫友芝等。萧穆虚心求教，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读书门径、治学方法，见到了许多珍本善本，听到了许多未曾见于文字记载或与文字记载有出入的史料与掌故，即所谓的“朝章国故”，受益极大。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下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作为一个文人，曾国藩充分认识到复兴江南人文的重要性，向朝廷奏请，于当年举行了江南乡试。三十岁的萧穆参加了考试，可惜未被录取，他的好友吴汝纶考上了第九名举人。科举考试要的是娴熟的八股文，萧穆那满腹朝章国故派不上用场。

姚永朴的《萧敬孚先生传》中，记载了萧穆和吴汝纶的一件趣事。萧穆与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他们常在一起交流。方宗诚谈及的多是性道与军国利弊、吏治得失，徐宗亮关心是当前边境之事，但萧穆只谈古籍，对于字句异同、刊本质量以及书人书事，如数家珍，无一句涉及现实世务。吴汝纶提倡西学，他在每次交流时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国外之事。对此，萧穆很不高兴，对吴冷嘲热讽。尽管如此，吴汝纶仍很敬重他，因为萧穆是有真学问。

同治四年，萧穆三十一岁，已过了而立之年。在科考失利的情况下，萧穆直接找到曾国藩，想谋一份差使。他和刚刚考中进士的吴汝纶一道来到曾国藩面前。曾国藩问起萧穆的来意，他爽直地回答说：“来谋一份吃饭的差使。”曾国藩当即写了一封书信给李鸿章，信中说：“桐城萧穆，今之读书种子也。岂可使读书种子而无饭啖地耶？”李鸿章收到信后，聘萧穆为上海制造局编纂。当时，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权倾一方的人物，“九州人士走求官”于曾、李之门，而萧穆只求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可见他的率直与可爱。

萧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他在编纂这个岗位一干就是三十年。

三十余年中，萧穆只身在沪，住一小楼，母亲与妻子都留在故乡，他每年两次回乡探亲。平时的时间，他都用在搜集、校勘古籍文献上。萧穆生活简朴，节衣缩食，他最爱吃的美味不过是猪肉蒸豆腐，但一个月也仅吃两三次。他的月俸大多用于买书了，数年时间，藏书达两万余卷，而且大多是善本和珍本。萧穆藏书亦留下了不少趣话。萧穆收藏有魏光焘先世遗稿，魏家无副本，魏光涛听说后，携带重金请求萧穆转让。萧穆得知情况后，说道：“先世的著述，应当归子孙保存。”于是，不收一金，将遗稿奉还魏光焘。光绪末年，制造局总办易人，总办借口萧穆年老，要停止其供职。当时，魏光焘任江南总督，来上海访萧穆，欢谈三日。总办见萧穆与总督大人谈笑风生，大惊，连忙向萧穆谢罪，并大幅提高他的工资。萧穆叹息说：“真才实学，一钱不值，总督光临，身价倍增，喜耶？悲耶？”他谢绝增资，仍拿原薪。姚永朴在《萧敬孚先生传》中写道：“先生在上海，凡数十年，四方贤公卿，下逮游客，语及见闻洽熟，必曰萧君。”

《清史稿·文苑传》说：“萧穆以考据称，博综群书，喜谈掌故。”当时，萧穆与学者汪士铎、刘履芬、薛福成、刘熙载等常在一直交流学问。他在馆三十余年，亲自勘校书籍百余种，以校刊罗念《鄂州小集》、徐铉《骑省集》、刘海峰《历朝诗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最为有名。清末校勘出版的许多善本书籍，大多曾得到萧穆的帮助，有的则全出于萧穆之手。萧穆校勘既不取酬，也不署名，甚至卖掉自己的藏书，作为印书费用。长沙王先谦决心继姚鼐之后，广集海内名作，按桐城文派的选文要求，编辑一部《续古文辞类纂》。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萧穆先后给王先谦提供了五百多种文献资料，使得这部巨著顺利出版。该书的问世，受到普遍关注，被奉为读书人“必读之书”。

萧穆著述颇丰，十六卷《敬孚类稿》凝聚了他毕生读书、校书的心得。他在此书中记录了自己部分校勘成果，总结了毕生校勘工作经验，并在目录校勘、方志、文学和历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一生替别人刊刻图书无数，自己这本专著还是在他死后，由友人出资刊刻的。萧穆七十岁时于上海去世，葬于今枞阳县会宫乡萧氏宗祠西。他死后，所藏图书被子孙出售，人获之为宝，甚至有书商盗印他的收藏印记，价格倍增。

光绪初年，马其昶酝酿《桐城耆旧传》一书的写作。他要为老桐城在明、清两代涌现出来的名臣、学士及社会贤达立传存史，以反映老桐城在明清之际得天独厚、久盛不衰的“人文景观”。本来，萧穆早有写作此书的打算，当得知马其昶准备写作此书时，他热情地为马其昶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并无私地说：“这些当为你所用。”马其昶从中获益颇多。当此书在光绪末年出版时，萧穆已谢世多年。马其昶为表示对萧穆的敬意，特地为他补写了传记，以纪念这位无私坦诚的朋友。谢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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