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我在上海的苦难岁月

李春平作品《盐道》《盐味》

《玻璃是透明的》发表在1997年的《上海文学》上，纳入“上海新生代作家专辑”里，《小说月报》很快就转载了，之后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信，他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电影改编一般都要签订合同的，我小说的改编却没有签约。他在信中说，如果我同意，他就改了，以此信作为凭据，就不再另外签订合同了。我回信说可以。只要能改成拍成，我就开心。那时节，我非常穷，没什么钱，但我渴望的不是钱，而是成功。不是挣钱了才算成功，而是想着成功了就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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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8年1月1日，原计划今天休息一天。但我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写一点什么东西。当然这也是有缘由的。

昨天，几个朋友在我办公室的桌上，看到了出版于1998年的大型刊物《电视 电影 文学》杂志，这是我让学生从网上淘来的。如今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曾经是一份唯一的把电视电影文学糅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刊物，国内不少名家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在该刊1998年第6期上，发表着我的报告文学《世纪末的漂泊——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闯荡上海的备忘录》，这部6万余字的作品至少反映了我当时的文学水准。离今天已经整整20年了。

这说明我还真是个有资格回忆的人。

我是1995年10月从陕西省紫阳县委到上海浦东的，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自由写作生涯。我住的是某办事处的集体宿舍，8个人，地点在南码头。房子是上海某环卫所的，办事处租了底层的一间，向下挖了二尺，空间大了，拦腰隔出来一层楼，就变成两层了，两层都低矮。下面办公，上面做宿舍。宿舍是八个通铺，楼梯口上用木板隔出来一间小屋子，住了一个做饭的女孩。有人来了配偶，就供夫妻使用，但十分不隔音。其尴尬之状可想而知。

我在上海的写作是从床上开始的。楼下的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办公要用，吃饭要用，成天有人，我只有在床上写。我在自己的床铺上铺一张较硬的纸壳，纸壳上面放上稿纸就可以了。白天大家都忙去了，我可以很随意地写作。但晚上情形就不一样了，当大家进入梦乡之后，我得小心翼翼地翻开纸张。纸张在夜晚的声音特别响，每一点响声都怕惊扰了旁边入睡的朋友们，确实也惊扰了无数次。我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对他们百般讨好，写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钱到市场上去买菜，有时饭后我还要洗碗。我要让他们明白，我成天写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我也在努力为大家做事的。

就这样，我在集体宿舍里写出了长篇《上海是个滩》,描写外地人在上海创业的故事。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并纳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大上海小说丛书”中，上海几十家媒体集中进行了报道，上海东方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连播。上海市作协给我了双稿费，就是出版社按照版税结算稿费，作协再给一部分。那时有个说法，说上海人排外，我真没有这种感觉。如果真排外，我就不会得到双稿费了，他们没排斥我。不久，上海市作协组织作家在上海书城搞签名售书活动，杨澜（原央视著名主持人）也有一本书在签名售书，就和杨澜联系上了，她曾经有想法把《上海是个滩》改编成一部对外文化交流的影片，但没做成。小说再版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出版过。但它却有幸写进了《上海文学史》。

接着，我写了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后来潘向黎（时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现为著名作家，文学博士）告诉我，《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在看了我这部小说稿子后很兴奋，靠在编辑部门口对编辑们说：陕西出了个李春平，小说写得很不错。他写南京路是这样写的……《玻璃是透明的》发表在1997年的《上海文学》上，纳入“上海新生代作家专辑”里，《小说月报》很快就转载了，之后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信，他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电影改编一般都要签订合同的，我小说的改编却没有签约。他在信中说，如果我同意，他就改了，以此信作为凭据，就不再另外签订合同了。我回信说可以。只要能改成拍成，我就开心。那时节，我非常穷，没什么钱，但我渴望的不是钱，而是成功。不是挣钱了才算成功，而是想着成功了就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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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集体宿舍写作也不是回事，《上海是个滩》的稿费还剩了一点，打听哪里可以租房子。听说办事处附近的临沂中学有空房，是一排临街的两层房子，下面是店铺，上面一层适合居住。我就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20平方米。里面有个旧床铺，我把被褥抱过去就可以睡了。房子陈旧而破烂，除了床铺，其他的居家之物一无所有，是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一个老乡给我送来一个电炉子和电饭煲，我去买了一个锅，一把菜刀，一个菜板，就可以做饭了。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遇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没有桌子。

我依然只能趴在床上写。

有天，一个温州朋友告诉我，他家旁边的一家餐馆停业了，扔了一张旧桌子在外面，还有椅子，可以搬回去用的。我周围有不少熟人，熟人通过报纸知道了我的作家身份，要搬走别人扔下的破烂，我真没有那个勇气。可我又没钱去买一张桌子。而且我隐隐觉得，这里也只是临时居住，我是会搬走的，不宜购买桌子一类的大东西。

于是我就觊觎着别人扔下的桌子。又苦于没机会下手。我在等待。

有天大雨滂沱，好像是来台风了，电闪雷鸣。我觉得时机到了，就冒雨跑过去，扛着那张桌子就走。回到住处，一身精湿。这是一张可以折叠的圆桌，打开一看，还是半新的。我在狼狈中快乐地笑着，寻思着，这是算偷的还是算捡的？

我把打湿的衣服换掉，就给深圳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我捡了一张桌子，你说丢人不？她说不丢人，她刚刚去深圳时，沙发也是捡别人扔下的。我明白了，有些时候，真不要把尊严太当回事了，不要嫌弃别人扔下的东西。关键是别人扔下的对你是否有用。

于是，我就在这张捡来的桌子上，开始写作报告文学《世纪末的漂泊——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闯荡上海的备忘录》。写作前的功课太重，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作笔记，还要查阅当时最新的人才信息，一位在上海师大读英语硕士的朋友许振辉给我翻译了很多外文资料。他毕业时，很希望留在上海高校，结果还是到南方的大学了。我至今记得他那失落的表情。

上海的夏天闷热而又潮湿，房间里没有空调，汗水是粘稠的，总是把稿纸浸湿。我只有垫一块塑料布在稿纸上面，一点一点地移动，还要不停地擦手上不断渗出的汗水。一堆资料卡片放在桌上，一不小心就弄乱了。写了三个月时间，九月份稿子就写成了，七万来字，厚厚一叠，交到上海市文联的《电视 电影 文学》编辑部。不久就接到他们的电话，称文章很好，马上安排到1998年第6期发表。

这期间，《文学报》的摄影记者徐福生来看望过我一次。他听说我墙上全贴着过期的《文学报》，就要来拍照。来了一看，大吃一惊，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居住的环境这么恶劣，只有一张床铺，一张桌子和最简单的做饭工具。靠床的墙上贴着《文学报》，其实与文学无关，与报纸无关，只是因为墙壁太脏了，报纸可以挡住尘土。

我最怕的是有客人来。因为我没有钱招待他们。一个在浦东某中学教书的老乡倒是经常来我处聊天，他一个人在上海，老婆不愿随他在上海落户，他也没买房子，闲了之后就到我这里坐坐，吃个简单的饭。他会把学校发给他的东西给我送来。有次，学校发的食用油，他送来后我不在家，他又不想提回去，就把我门顶的窗户打开，用绳子把一桶油吊进来了。

有一天，我穿着睡衣和拖鞋下楼倒垃圾，转身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了紫阳县政府的老朋友，一行三人来上海办事。他们走到家门口了，如果我不邀请他们进去会怎么样？会不会认为我在上海发财了，就将他们拒于门外？如果邀请他们进门，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那又会如何？想想，我还是请他们进屋坐坐。他们就上楼了。进了门，他们的表情立马不对劲了，他们哪里会想到我会过着这样的生活。此前，我是县委秘书，是当地的一支笔，一个青年作家，三年前来到上海的创业者。有人说我在打工，也有人说我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们知道了，我就蜗居在此安贫守道。

一个朋友环顾左右，然后把目光停在了我脸上：你就住这？

是的。

这能住吗？

可以住。我还好好地活着。

跟我想像的不同。

朋友们走了。不用猜想，他们一路都在感叹我的处境。

我琢磨过，我是中国最穷的贫困户吗？最穷的贫困户也有一块土地，也有一个破房子。我却没有。我的房子是租的，只有一张床铺，一个锅，一把菜刀，一张捡来的桌子，和一个别人送的电饭煲。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了。

最奇妙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我太寒酸，我敢于暴露我的真实生活状态，让故乡的老朋友进来看看。我当然不是向他们展示我的穷，更不是乞求得到什么。我就是那么坦然，那么若无其事。而且我相信，我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因为我很努力。

这年我还是走运的。四年前在紫阳县当秘书时写的长篇手稿《情人时代》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才一个多月他们就决定出版。同样是这部小说，同样是这家出版社，四年前我写完寄给他们后就石沉大海了。如今意外地起死回生，只因为我是《上海是个滩》的作者。

一晃就到了年底。在华丰路上的两幢高楼竣工好几年了，它们每天都在我面前矗立着，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反正就是卖不出去，价格是每平方米3200元至4200元之间。大家都嫌价格太高。它们一直空着。我常常望着高楼出神，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比它们更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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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节，我一个人在上海。看书，写字，坚守孤独。

进入1999年，我突然忙碌起来。

开春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人了，要为《玻璃是透明的》选外景，我陪同。他们要找一个比较破旧的地方，作为外地人打工的住处。在浦东新区一些封闭的棚户区一看，那里的穷人比比皆是，若干居民住在臭水沟旁边，拥挤不堪。更重要的是，你无法想像那种脏乱。见我们去了，以为是政府官员去了，连忙围上来，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拆迁改造。我们说是为电影选景的，他们便关了门。选好外景，那边又忙着选演员。夏钢告诉我，女主角从中戏挑到北影，然后又到上戏，从三百多个演员中挑选出来一个叫马伊琍的女孩，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我问她适合小丫子这个角色？他说行，感觉还不错。

小说要拍电影了，自然是开心的，尽管我依然穷，但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感觉到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每天读书、写作、做最简单的饭，我真正体会到了清贫，却没有体会到穷困的滋味。

《文学报》办了个彩版，发表小说作品。我写了个短篇寄过去，发了整整一版，给我了3000元稿费，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

有一天，我看到《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说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在编辑新世纪版的《辞海》，收录了“浦东新区”这个词条，我发现消息上公布的浦东新区的国土面积不对，于是打电话过去告诉他们弄错了，接电话的是辞海办公室主任秦振庭先生，他很开心，说我们怎么就搞错了呢？于是在电话里聊起来。他说，他们辞书出版社就想写个关于《辞海》的东西用于宣传，让我去出版社坐坐。第二天，我就去了，带了一本1998年第6期《电视 电影 文学》杂志，上面有我的报告文学《世纪末的漂泊》。在辞海办公室，我和秦振庭先生一见如故，又是一个属相，他整整比我大12岁，是个很好的人。他说，《辞海》编辑工作启动于1915年，1936年出版第一版，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80多年历史了。如果我写关于《辞海》的故事，可以不论长短，长了出书，短的发文章。然后，他把我带到社长李伟国的办公室，让我见见领导。李伟国是历史学家，是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调来的，聊了一会儿，李伟国先生让我把发表我作品的刊物留下，他要看看再说。第三天，李伟国先生就打来电话，让我去一下。我马上就赶到了出版社，李社长翻开《电视 电影 文学》杂志《世纪末的漂泊》一文，说：你很不错啊，你引用了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马克思说的，首次出现在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中译本删除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话。关于《辞海》的故事，你来写吧。采访的事，我们配合你，给你提供一辆车，一个人，采访对象我们给你联系。怎样写就是你的事了。

我欣然答应了。

在秦振庭先生的陪同下，我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每天早出晚归。对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数学家苏步青的采访是在华东医院进行的。苏老是坚决不许照相，他说他太难看，太瘦了，瘦得走了形，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最不好看的一面。巴金也住在这个医院，因为不能说话，就没去。前上海市委书记、左翼作家夏征农家连续去了多次，因为夏老担任《辞海》主编，要了解的事情很多。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时，进了他的会客室，就看到苏步青先生的塑像，据说二人私交甚好。这年谈老八十来岁，腿脚有点不便。他总说上海话，有时需要翻译才能听明白。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和第一生命科学学院都是他亲手创办的。谈老很健谈，给我们谈毛主席和邓小平接见他的情形，谈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他关注的是人类的未来，是全球的健康。那个大视野绝不是我辈能比的。就在这一年，先生获得了一项殊荣，经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后来，秦振庭先生送给我了一本此次命名的蓝色小册子。

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唯一一个幽默的人。草婴先生主要翻译俄罗斯文学，他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集，还有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众多俄国文学作品，各种翻译版本装了整整一个书柜，极其壮观。聊天时，给我们谈《战争与和平》的翻译难度和未曾听说过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我和他以书柜为背景照相时，草婴先生说：也没翻译什么东西，就只有这一柜子。这谦虚该有多么骄傲。

采访同济大学校长、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拿来一部他编写的词典放在腿上，说：花了几年时间写出的这本书，给我了五百元稿费。说完翻开书，一张红格子的稿费单还夹在书里。当时我就想，我写一篇文章也比你多啊。

在国医大师裘沛然教授家里，领略了什么样叫大师，什么叫烟鬼。先生藏书十万册，国学功底深厚，诗文俱佳。那年裘老86岁，还带着博士生，还在审定全国中医药大学的教材。聊天时，他连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没有中断。问及烟量，他每天三包，跟我持平。可我那年38岁，他可是86岁的人啊。我们在他书房谈中医，谈《辞海中医学分卷》，竟然抽完了两包烟，满屋子的烟雾。同样也抽烟的秦振庭先生说，你们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2010年裘老去世，活了97岁。

复旦大学是一个采访重点，先去了经济学家蒋学模家，次日要采访哲学系的教授们。要采访七八个人，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于是就和出版社商量，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一个座谈会。时间确定在次日上午八点半，地点就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某会议室。那时我正缺钱，为了省钱，我清早起来就从浦东南码头坐公交，然后在浦西人民广场转乘。坐了半小时之后，一看手表，时间已经过了八点半。秦振庭先生打电话，问我在哪，教授们都来了。我问乘务员，到复旦还有几站？乘务员说，你坐反了。一个乘客调侃说，现在离复旦越来越远。我赶快下公交车，打出租过去。本来是为了省钱，结果多花了３０块钱。到会场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些不悦。我非常愧疚，不停地向他们道歉，气氛才缓和下来。我并不是一个不守时的人，而是把公交车的指示牌看反了。

一个半月，我采访了在沪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因为太穷，这期间我始终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采访结束后，我就待在辞书出版社的资料室里，查阅各种历史档案。秦振庭先生问我有什么要求没？要不要助手帮忙整理资料？我说不要助手，唯一的要求是允许我抽烟。秦先生一脸苦笑说，按说，资料室是绝对要禁止抽烟，恐怕你忍不住，你还是抽吧，注意防火就行。我就一个人在资料室呆了十多天，记录了几本资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有时进来给我倒水，门一开，便有一股浓烟滚滚而出，呛得咳嗽。

到我正式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又是非常炎热的天气，稿纸总被汗水浸湿，干了就起了皱褶。写一部辞书的历史，我国没有先例。要把85年来的编纂历史写进去，要把众多学者的辛劳写进去，还要把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对《辞海》的关怀和支持写进去，一条思想主线是反映“辞海精神”。如何设计布局，如何建立框架，都只有自己摸索。所好的是，我的写作提纲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到了秋天，终于把稿子写完了，起名叫《辞海纪事》。我又陆续写了十多篇文章，在各个报刊发表。其中，一万二千字的《跨越世纪的文化准备》在《文学报》发表，《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全文转载。

正在《辞海纪事》编辑出版时，我接到了北影夏钢导演的电话，说，《玻璃是透明的》电影都快关机了，你怎么不来领稿费？我说我不知道已经开机了啊。他说，你不看报纸？开机就有新闻的。我说我太忙了，没时间看报。按照他说的地点，我跑到了片场，摄制组把一家餐馆租下来，改成电影中的餐馆名字“风满楼”。进去之后，夏钢正在拍戏，他停下来，对一个青涩的女生说，这是小说作者李春平，你过来认识一下。然后又对我说，她叫马伊琍，她第一次拍电影。我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然后继续拍戏。

我就和夏钢一起看监视器，他老婆孟珠在旁边站着。

我问夏钢：这个马伊琍，演得怎样？

他说：还不错。

然后，夏钢指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对我说：那个演老板的演员，一直想演蒋介石。

那时，没有想到马伊琍会从此走上银幕，成为明星。没想到《玻璃是透明的》会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

这一年，《上海小说》1999年第2期发表了我的中篇《城市的一个符号》，《江南晚报》连载，上海安氏影视公司买走了电视剧版权。另一个中篇《蓝印幽梦》，发表在《上海小说》第4期，《小说选刊》1999年第10期转载。

1999年年底，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转机，陆续收入了八九万块钱的稿费。就该买电脑，换房子了，也该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 李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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