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剧种和一群人的命运沧桑

□ 何丹萌

这是一本独特鲜见的书。

我向来厌恶以谀辞献曝，但还是不得不说说这本书的鲜见性。作者罗玉梅以极大热情，花费5年时间，奔波于安康、汉中、商洛等地，先后采访了50多位汉调二黄的老艺人、爱好者、业余班社的领班，其中包括部分尚还热爱汉调二黄的年轻人。以访谈的形式，通过当事人不加修饰的口述，从各自的不同角度，真实记述汉调二黄这一戏曲剧种的兴衰历史。首先，我要为罗玉梅的精神和她所选用的这种质朴无华的著述形式而点赞。

在罗玉梅动意要做此事之前，有些身怀绝技、德艺双馨的老艺人已经远离了人世，在她亡羊补牢般着手紧锣密鼓进行采访记录的当儿，年事渐高的艺人仍在不断离世。今朝听闻人还在，明日相见无影踪。有些活生生的人，忽然就离我们而去。还有一些人，今日尚好，明日就不幸重病在身，脑梗了，心衰了，瘫痪在床了，正常的交流已经困难，更别说再去为我们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地演唱一段汉调二黄了。罗玉梅深感重任在肩，她满怀热情，步履匆匆，深知这种抢救式的挖掘整理时不我待。于是不失时机，自觉、自愿、自费、自选了项目，去做这项事业。她10岁就进了汉剧团，先学戏，后拉琴，再学作曲，在剧团的兴衰沉浮里度过了生命历程中的最好年华，她是在汉剧的酒窖里泡大的，有着浓厚的汉剧情结，有着对于综合艺术审美的敏锐领悟与独特见地。同时她又抱着虔敬与忠诚的态度，还懂得在必要时掩抑了个人倾向，去忠实客观地进行采访记录。试想，若换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段去做这件事，定然难得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因此，是情感、地域、认知、经历，以及谈话的引导方法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这本书的独特性。恕我孤陋寡闻，据视野所见，在目前全国的300个地方剧种中，尚无人像罗玉梅这般，狠下功夫去做这样一件极具深远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

按理说，一本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的访谈录，难免琐碎冗杂；又是以汉调二黄这一范围不大的地方剧种为线索而展开的，局外人也许会觉得陌生、单调与枯燥。但却不然，只需稍稍潜下心来，读进去，便会为这个剧种的命运，特别是与该剧种相关联的那一群演艺人的故事，所深深感动。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在言谈话语中被勾勒出来。时代的起伏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相呼应，不加修饰，没有形容词，能听出许多亲切生动的方言俚语，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又会悲从中来，更多的时候，谈着谈着就禁不住伤心落泪，甚至哽咽得泣不成声，使得谈话难以为继。读者不免会感到，是作者引导着那些人，在讲述他们那悲欣交集的陈年故事。

几年前，我曾读到过罗玉梅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雷爷爷病了》。文章讲述了一位名叫雷鸣震的汉调二黄老艺人，他从旧社会走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到了汉剧团，终生以剧团为家，是一位鳏居老人。年轻时曾经风光，曾为汉剧艺术的繁荣培养过一批批演艺人才。后来年迈苍苍，又贫病交加，却还一直蜗居在剧团的一间黑屋子里，直到卧病不起，依然孤苦伶仃。屋内已散发出异味，很久也无人问津。是他曾教过的一些学生动了恻隐之心，偶尔会端一碗饭送去，并帮其打扫料理，换洗被褥床单。罗玉梅曾多次看望过这位爷爷辈的老人，但对他的死讯，却未曾得知。这让她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愧疚、怅惘。此文虽短，但意蕴深厚，一种艺术的命运和人物命运的悲凉，已悄然隐含其中；一种善良的哀叹与可贵的悲悯情怀，不觉间跃然纸上。

这一次，作者又将自己隐身其后，通过被采访者之口，去讲述、去钩沉一桩桩貌似并不关联的感人往事。在采访老艺人邢大伦时，老人已逾90高龄。有次去了，老人柱着拐杖去鲁班巷的银行门口晒太阳，其女说要叫回来，罗玉梅说不用，而是拿了小板凳赶了过去，于是，一位耄耋老人和一位挚爱戏曲的中年美女，坐在街边上聊起了汉调二黄的许多旧事。一部部传统戏曲，从老人脑海里翻腾出来：《铡美案》《大登殿》《南阳关》《麒麟山》《收姜维》……老人有一肚子老戏，他侃侃而谈，讲述着某个戏的内容和某年某月排练上演此剧的经过。这位从旧戏班一路走来的老者，爱戏一生，身怀许多传统戏曲宝藏，但其命运也坎坷多舛，是谓饱经风霜。在戏曲艺术不景气的年月，他就曾被下放至粮食部门做了位保管员，扛粮，打包，扫地。酷爱的事业，与不得不从事的职业生生剥离，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撕裂？然而，戏写人生，人生如戏，老人却依然乐观，他对罗玉梅说：“娃娃，我还小，才90岁嘛。”读到此，不禁让人联想当时那轻松乐观、气息融融的对话场面，那情那景，是多么朴实亲切又别开生面啊！

在采访顾民时，他已经半身不遂了。这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及至本世纪初曾在安康汉剧舞台上红极一时的著名演员，在被采访时已经言语不畅、表述受阻了。谈到有些伤心往事，禁不住哽咽凝结，双泪长垂。遥想当年，他是那么风流倜傥，到处受人敬慕追捧，走在安康城里，就连担柴卖炭的、摆摊设点的，也会对他投以期羡目光，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呀。可他在20世纪90年代，在剧团难以为继、濒临倒闭之时，也不得不为生计而在剧团旁边搭个小棚子卖起了葫芦头。读至这里，怎不让人为这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而感慨万端？还有王发芸，还有刘成良、李富强、毋玉梅等等。人生的种种遭遇，在访谈中皆可窥得一斑。在安康境内，在汉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在但凡对汉调二黄有所了解的人群中，只要你稍加联想，便会为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某些事件而感慨良多，感动不已。

这是一个剧种和一群人的命运交响。

据作者考证，汉调二黄在安康的历史，最早从紫阳县的蒿坪镇兴起。传说在清代中叶，此地有杨景泰、杨履泰兄弟二人，杨家富甲一方，财力雄厚。杨家出资，一面建造戏楼，同时招收了50名学员，创建了戏曲班社。于是，一个洋洋大观的汉调二黄戏班，便在紫阳蒿坪这个相对平坦的茶米重镇渐渐发展起来。从书中看到，作者曾亲赴蒿坪，在当地艺人与杨家后人中进行了实地采访考察。不难看出，杨家的当年风光已成昨日黄花，但为汉调二黄的繁衍壮大，确实留下过一股源头活水。

数百年来，汉调二黄在汉江两岸已孕育出深厚的群众基础。我曾说过，秦腔的音乐，代表着秦人的内在心灵结构式，那么汉调二黄，也就是汉巴人流淌自心灵深处的音律了。约在1986年秋，我乘坐“安运司”的“老解放”牌轿车由旬阳往安康去，至吕河，一老太太提一篮柑子上车，是旬阳人称作“丑八怪”的那种，许是要到安康去卖。轿车司机很幽默，概因口渴，想吃老人的柑子，就说，大娘啊，你让我吃个柑子，我给你唱一段戏。老人自然笑呵呵应允。于是，车沿汉江在弯弯山道行驶，他一手紧握方向，一手敲打着引擎盖儿，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汉调二黄。车开一路，他也唱了一路。至今尚记得他所唱的其中几句：“我儿出门行千里，劝我儿莫要饮酒浆。酒后失言伤身体，耽误大事悔难当……”那是我首次听闻安康平民演唱汉调二黄，竟也是那么委婉动听。

这是一段沧桑变幻的历史。

说起汉调二黄众说纷纭，一说源于长安，一说源于湖北。也有研究者说汉调二黄是京剧之母。其古老的渊源有待继续研究。汉调二黄对川、湘、赣、桂、滇等地方剧种的形成和发展皆有影响。清代中叶该剧流传至京，淆入徽班，逐渐融合演变而派生了京剧。我们仅从戏曲的发展史中，亦可窥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域之间，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渗透、交融的一些蛛丝马迹。

一些局外人，许会弄不清汉剧、二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中国的地方戏曲虽种类繁多，但就其音乐结构而言，也无外乎分为“皮黄腔、昆腔、梆子腔、高腔”四种。这里所说的汉调二黄应归属皮黄腔范畴，乃陕西第二大戏曲剧种，用“湖广韵”，发“中州音”， 有着梆子体与曲牌体相互兼容的独特属性，既有慷慨激越的气度，也有温婉缠绵、摇曳多姿的风韵。目前已以独立的剧种式样，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者叙述内容主要框定于记述流传在陕南秦巴山地、汉江沿岸这一独特戏曲样式的近代史。也涉及到关中地区的一些流传故事。该书的触角已涉清代和民国，但主要访谈的事件，还是从建国初安康、汉中、商洛的一些汉剧团成立，一直延至近年来的一段演变历史。

其实不难发现，汉调二黄的兴衰史，也和全国其他地方剧种乃至整个中国戏曲一样，有着共同的繁荣时期与蛰伏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代的变迁，政治走向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变化，会对艺术的荣枯形成巨大影响，所以对那些众多的艺术工作者而言，既可以因艺而荣，也就会因艺而悲。这就是艺术人生，也是所有从艺者必须面对的客观世界。

遥想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方兴未艾。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整个中国戏曲也都出现了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局面。汉调二黄亦无例外。那时的戏园子里，夜夜笙歌，日日欢笑；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因为刚刚从旧社会走来，天变了，地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一下子变了。看戏之人有饥渴需求，演戏之人有百倍干劲。虽说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人们物欲恬淡，更追求精神丰厚。少了私欲，多持清正，不玩猫腻，尚无什么潜规则可言，人人都还没有多少“坏毛病”，人性中美和善的一面被普遍激发出来，人际关系也就变得简单。各行各业都在百舸争流，戏曲艺术也不甘落后。是时代制造了机遇，为许多演艺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不仅涌现了一批优秀和经典剧目，也造就了许多令后世难忘的艺术精英。汉调二黄与其他剧种一样，在此时也呈现出一段“艺术牛市”般的灿烂辉煌。

建国初安康把两个汉调二黄班社合并，命名为安康人民剧院。最初尚属省隶，由安康行署代管，演出了许多使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在全省范围产生过很大影响。那时他们赴省演出或汇报观摩，一下车就有省、市戏剧界的同行们前往车站迎接。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受周扬和田汉委托来西安，看了汉调二黄喜不自禁、激动万分，夸赞那是京剧的正宗源头，并邀请演员去他下榻处做客，畅谈交流，辅导说戏。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也亲自为安康汉剧团排戏并指导演出。西北局领导刘澜涛、习仲勋等人热情观摩演出，并与演职人员分别合影。就连周恩来总理，也直接关心和过问汉剧事业的发展。那时候，领导与艺术家关系密切，艺术团体相互之间亲如一家，切磋技艺，互勉互励，有着文艺大家庭般的亲热和温暖。戏剧工作者一下子地位抬升，身心欢畅，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时风光无限。

但好景不长，秩序打乱，传统戏曲一下跌入低谷。好在，那时的剧团尚未解体，在政治的强趋之下，各地方剧种都在移植样板戏，还算是有事可干。故而在拨乱反正之时，传统戏曲又很快重新回归舞台，鲜花重放，新旧并陈，出现了又一次可观局面。然而并未持续多久，又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一切“向钱看”了，经济建设被强调为重中之重，戏剧萧条，门可罗雀，剧团财政被挤压得难以为继，一些地方干脆将剧团建制纷纷撤销，（比如安康、汉中等地的旬阳、汉阴、石泉、平利、西乡、汉中汉剧团等）一些天分很高的演员，也不得不为生计而另觅枝头，导致演艺人才再次流失，汉调二黄当然也跟着再次遭难。到了近几年，国力强盛了，国家再次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为契机，对地方剧种的生存又重新重视起来，各地都不同程度提出了对于该地方剧种的再度振兴。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随着多种外来文化的渗入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已呈多元，传统面临式微，人们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汉调二黄与其他剧种一样，想再回到建国初和文革后那种峰值时段，已是不可能了。时过境迁，历史更迭，时代已大步迈入另一天地，回头凝望时，一些还留恋当年辉煌的业内人士，不免空余嗟叹：“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但见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了。

所以，阅读《汉调二黄口述史》，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剧种的兴衰史，也是一群人的命运史，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史。

在安康汉剧团的近代，有三位柱石般的领军人物，是人们永远也不会遗忘的。他们是王道中、杨明灿、张玉昆。

王道中不仅会演戏，会编戏，能导演，还是剧团多年的领导。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艺术人才的培养与呵护，对剧团艺术航舵的宏观把握，都有过非凡建树。杨明灿则更多地担任了导演角色，他的艺术理论修养，和排戏时的一丝不苟、精雕细刻，让许多演员获益匪浅。他注重人物塑造，注重刻画人物和表现人物内心，常用斯坦尼拉夫斯基的理论去引导、教育演员，以致让大家送他外号“杨斯坦”。张玉昆其人并非安康土著，他原为上海京剧界的名角，未知何故漂流安康，长期担任了戏功教练，将京剧艺术的精细融入汉剧，为几代演员的基本功训练和舞台形象塑造，做出过呕心沥血的贡献。如今，这三位曾经的栋梁人物均已作古多年，本书作者罗玉梅再也无法直接采访他们了，但从所采访的众多人物口中，几乎无一人不谈到这三位老师对他们的栽培与关怀，教育和帮助。可见，他们对安康汉剧团以及汉调二黄的演艺事业，产生过多么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不仅在艺术方面，在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象上，也让许多后之来者念念不忘。王道中是剧团领导和戏曲编导，在全省戏剧界也享有很大声誉，其妻黄贤明，又是汉剧团当家名旦，二人均为安康城乃至汉剧界著名人物。这种夫妻搭档，不禁使我联想到了吴祖光与新凤霞，应是珠联璧合式的关系了。但从被采访者口中也看到过一个细节，有人说：“戏排完了，王团长想请大家喝碗羊杂汤，可也没得钱嘛，迟早身上只有几毛毛钱嘛。”这样的清苦，又使我想起了当年身处上海滩的田汉。外埠来人投奔上海演艺界，田汉有心帮助却捉襟见肘，不得不从老母头上拔下簪子去当铺典卖。他请大家吃饭，完了一摸口袋，却常常没钱付账。于是留下一句歇后语：田汉请客——没带钱嘛。王道中在文化革命中遭难，被批斗，被打折了腰，留下深深创痛。及至多年后，他见人先后退三步，点头示好，诚惶诚恐，谦逊至极。可见那种肆虐对其精神摧残是多么深重。但这些人物，无论遭受多少风雨坎坷，却终生都没有放弃戏剧事业，为汉剧艺术，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执着与顽忍，不由使人想起关汉卿那样的淋漓表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戏曲艺术属于综合艺术，是由各个艺术门类同心合力、去共同完成的一种艺术创造。在汉调二黄的作曲方面，就有了余书棋、江树业、范惜民等几位老师。是他们牢牢把握了剧种的音乐特色，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使剧种的魅力得以彰显和绵延。与此同时，除了要有出色而足以扛鼎的主角演员，生、旦、净、末等行当的齐全和优秀，也是必不可少。于是在不同时期，就涌现了黄贤明、王发云、张广明、顾民、李明等一批优秀演员。其次，舞台美术、服装、道具、灯光方面，也需要有那些兢兢业业者去紧密配合。于是我们深深感到，但凡能够出现一个剧种的鼎盛时期，必然是汇聚了一群艺术能人；但凡一个剧目的成功，必然是一帮艺术人才的通力合作。似乎一切成功，必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要素缺一不可。从汉剧团上世纪50年代的鼎盛，到后来的《金橘》、《板桥轶事》、《马大怪传奇》等剧在国、省获奖，无不印证了这一点。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安康，其他地方的戏剧事业发展，也概莫能外。商洛曾被誉为陕西的戏剧之乡，诞生过《屠夫状元》、《六斤县长》等闻名全国的优秀花鼓戏。他们的成功，也充分体现了一个艺术群落集体力量的伟大。可叹如今，那种群体力量的巧妙汇集和偶然相遇，那种近似大师般的、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领军人物的缺失，那种地造天设般的机遇，似已不可重现，所以人们只有慨叹：机遇已失，时不再来了。

在这项事业中，部门和地方领导当然也举足轻重。说到陕西戏剧建国后的发展，有两个绕不开的文化部门领导让人不可忘怀。一个是鱼汛，一个是袁光。二位曾分别为陕西省文化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对戏剧事业及全省文化发展有着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情怀。除了成立剧目工作室、常常举办汇演、调演以外，还早在50年代，就在西北局领导刘澜涛的支持下，首先创办了陕西省戏曲学校，开设有多个剧种的培训班，其中还专门在安康为汉剧招收了一班学员，让京剧和汉剧教练负责练功和培训，所培养的演员，后来就充实到演剧一线去，成为了舞台上的骨干角色。朿文寿、范惜民、张广明、顾群等一批人才，就是从省戏校毕业分回到安康去的。至今在全省其他演剧团体里，也常常会遇见由省戏校培养出的优秀戏剧种子。据我所知，省戏曲研究院如今的著名导演徐小强等人，也有着同样经历，亦为当年省戏校的受益者。一任领导的作为，他们作为和所操办的事业正确与否，会在多年后得到印证，好的作为，会产生久远而绵长的持续影响。真正为了事业，就不需急功近利，在岁月流逝之后，依然在后人心中长留口碑，那便功德无量，其人便属于了不起的人物了。

在本书中，记录有鱼汛、徐山林、陈伯华（著名汉剧艺术家、原湖北省汉剧院院长）等人在安康观摩汉剧、研究文化时的回忆。商洛的《屠夫状元》剧名，就是由鱼汛先生为之所取。从雪泥鸿爪间，至今尚能窥得当年那些文化领导的作为。清楚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袁光先生赴商洛看戏，我亲眼见他将山阳汉剧团的演员和乐队叫到文化馆院子唱汉调二黄，亲耳聆听他热情洋溢讲述关于筹划全省汉剧艺术调演的构想。他有振兴此剧之心，也有光大此剧的情怀。我理解了他何以对汉剧这个古老剧种的重视和热爱。在罗玉梅的这本书中，就能看到当年在安康举办全省汉剧调演的有关情形，那是汉剧人难以忘却的一次盛事。而谁又能知道在其幕后，他是费了多大气力，才促成了这项重大艺术活动的成功举办。去年，我去旬邑马家堡参观当年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革命纪念馆，一间陈列室中有组塑像，是几位文艺家正在研究剧本，其中竟然就有袁光先生，我一时激动不已，禁不住凑了前去，与他的蜡像留下一张纪念照，以示我对这位艺术前辈和文化老领导的敬仰之情。事后，萌生了要写篇文章的念头，题目曰：《一任文化局长》。我感念那些有情怀、有远见、善做事、敢担当的老一辈文化领导，他们是文化内行，有人格魅力，深知以文化人的意义，善于替长远的事业着想。

在这本书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地方官员对汉调二黄的挽救和帮助。首先要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原副省长徐山林先生。他是安康人，在安康当过地委书记，后来任职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徐山林不仅在各级任上政绩突出，有口皆碑，他还善诗词、爱书法、重视文化，对汉剧艺术也情有独钟。在书中看到，演员王发芸因身患重症在西安住院治疗，她经济拮据，而剧团也拿不出一分钱来去报销那昂贵的治疗费，在万般无奈中，她冒然写信向徐山林副省长求助，意想不到，徐山林在知悉情形后，想方设法通过渠道批给了一万多元，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汉剧团面临崩溃之时，有几位演员同时向徐山林写信，徐山林深感汉剧团和汉调二黄所面临的困境，他责成当时的安康地方领导，专门组成班子，去研究解决汉剧团的经济和人事等问题，从而在剧团的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了剧团和这个剧种。他对汉调二黄的关怀，还远远不止这些。另外还有一些官员，如阎西贤等，另还有平利、汉阴等一些县级领导，在任时也曾为该县剧团的生存延续，有过雪中送炭般的帮助。这些，在本书中（如常继伦口述等）一些人物口中，也都留下了深深的感念。我们不得不去感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好的领导，不会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注重贯彻上级政令、大抓地方经济建设的同时，不仅要让人民有饭吃，还得要让地方群众有精神，有文化。相反，那些在经济发展成为重头戏的时段，为解决吃饭问题和财政压力而忽视文化艺术，甚至决定将剧团砍掉的领导，其毫无远见的决策，多少年后就会将其弊病显现出来。

一条汉江，在秦岭和巴山之间迤逦穿行。美丽的汉水，孕育了优美动听的汉调二黄。这一古老而优秀的剧种，曾浇灌过一代代汉巴人的精神心田。地域孕育了物种，河流繁衍出文化。汉中的母玉梅曾说，他们那里有两大特产，一是米皮，一是汉剧。是呀，一个地方的独特物产和文化特产，是这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重要标志。市委原书记刘建明提出“振兴汉剧就是振兴安康”，这话不无道理。因为汉剧是安康最灿烂的艺术。那么，我们期望汉调二黄这一古老剧种，能够千秋万代地唱响在秦岭与巴山之间，像滔滔汉江那样，千年万载，流淌不息。

这本《汉调二黄口述史》，不仅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情感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汉调二黄的艺术特色及唱腔与音乐的发展演变，皆有难得的研究价值。相信这本书中所记录的事件和人物，会如一丛丛碑林，永远镶嵌在汉调二黄的历史长廊里。

(作者系陕西省艺术馆著名剧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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