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生态之殇第二波

特约撰稿人 陈奇

第二波，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生态再度破坏。

这一波生态破坏发生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1895－1937）。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日渐加深，随着中国市场由沿海向内地开放，安康农业生产商品化步伐加快。甲午战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经济侵略由主要是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在中国上海、武汉等地投资办厂。它们在华工业投资以轻工业为主，因此必然与中国的农业生产发生紧密联系，同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这两方面都更直接依赖于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农产品的掠夺，使中国农产品市场有了很大发展。

安康有汉水舟辑之便，成为帝国主义资源掠夺重点地区，成为武汉外销市场的主要供货地。外商收购土特产和推销洋货往往通过买办商人，用开商号、设货栈或订立购销合同等方式，把魔爪从口岸伸向农村穷乡僻壤，形成了一个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资源掠夺的商业网、吸血网。因市场需求旺盛，江西、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陕西等省商贾，千里迢迢移居安康、建立商会，开设会馆。镇巴、洋县、镇安、竹溪事地山货也源源不断汇聚安康，使安康“工商业出现暂时繁荣”（《安康县志》）。尤其是从民国九年（1910）至抗日战争前（1937），安康汉江码头“万商云集，江边帆樯林立”，往返在汉江上航运的大小木帆船，经常保持在2000余艘。出现了所谓“安康繁荣的最盛阶段，汉江航运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种“兴盛”、“繁荣”，不仅是表面的，而且是农民流血、土地流脂，经济、生态面临崩溃的短暂“昙花”。

由于中国农业商品经济是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安康土特产的商品化发展，一开始就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其附庸，农产品的绝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掠夺，因此，从它产生起，就失去了在生产、销售、定价等方面的独立自主权利。买办商人要什么就种什么，农民为了换取微薄收入和偿还还不清的高利贷，往往不是毁林开荒，就是毁这种那，轮番折腾，造成生态严重破坏。民国时期，政府鼓励开荒。“民国时期，刀耕火种，只毁不育”(《平利县志》)，“民国时期，出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放火烧山等现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石泉县志》)。

生态破坏加剧了农业危机，农民陷入悲惨境地。翻阅这段史料，不忍卒读。从《汉阴县志》选几则记载，可见一斑：“光绪三年（1877），大旱，赤地千里…餓殍盈途”；民国十四年（1925），“大旱…百姓皆剝树皮，挖草根充饥”；十七年(1928)“大早，井泉皆枯，汉水断流…树皮草根采食已尽”；二十一年（1932），“百姓因灾逃亡5000余人”；二十四年（1935），“春旱、夏旱…哀鸿遍野，饥民结伙横卧汽车桥，阻米出境”；二十八年（1939），“遭百年未遇水灾，…死2215人，灾民用树皮、观音土充飢度日”。

从甲午战争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康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控制商业的多是为帝国主义侵略经济服务并与地主阶级相勾结的买办商人。他们利用农民的贫困状况，一方面采取贱买贵卖、预买（买青苗）和囤积居奇等手段，进行敲骨吸髓的超经济剥削。一方面通过毁林开荒，从土地上扒皮抽筋、杀鸡取卵，搜刮土特产品。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加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使安康经济、社会、生态陷于全面危机，到上世纪40年代已彻底崩溃。这一波经济、社会、生态危机，彻底摧毁了安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切断了民族工业发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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