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安康日报》头版曾详细报道平利“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就,一时间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市委在部署脱贫攻坚工作时,也将“三变”作为解决安康市农民深度贫困的重大举措。那么,“三变”究竟变了啥?
“三变”改变了农村经济的结构和走向。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工业化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生存成本和消费水平也随之被急剧推高,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随之破产。安康市地处秦巴山区,农业基础薄弱,人均耕地少,最先受到工业化冲击,于是农民纷纷放下锄头,涌向城市,打工经济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既然农民的收入靠第二、三产业,那么城镇化就是必然趋势。由于城镇是以工业化为前提的,而安康市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必须依靠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于是出外打工是最主要的途径。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只能进入低技术岗位和服务业,整体收入较低,无法在就业地实现城镇化,所以,在外地打工,在家乡城镇买房,留守老人、妇女力所能及搞些种植,以减少在城镇生活的经济负担成为基本模式,这实际是农民的被城镇化。而“三变”由于按现代农业的方向发展,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回归农业,同时使得部分农民能依靠产业发展就地城镇化,避免了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现象,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
“三变”实现了由产业化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传统农业被解构后,安康市通过土地流转实行土地向大户集中,农业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产业化农业是以工业化组织形式为特征,农业企业投资与土地流出户和农业工人之间是一种利益博弈关系,加之化肥农资价格上涨,在国际农产品价格走低的冲击下,并没有取得规模效益,虽有政府财政进行项目资金支持,很多农业企业仍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由于产业化农业以利润为中心,为了提高产量,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饲料等使得农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个产业发展是否成熟,关键看产业链与价值链是否相符,产业化的农业由于农业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它与前后端利益都是冲突和博弈关系。而“三变”改革后,农民与农业投资者之间变成了合伙关系,它实际是对价值链的一种重构,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微调。与此同时,由于农民以土地、劳动力和财政扶贫资金入股,降低了农业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和风险,激活了土地、劳动力、资金三大要素的活力,劳动力和资金充足后,可加大科技投入,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它通过机制创新,既解决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问题,也解决了市场竞争力问题,因此是产业化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升级。
“三变”是脱贫攻坚帮扶方式的重大转变。人们常说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过去农民的林权、土地经营权大多不能变现产生效益,帮扶措施以财政拿钱为主,这是“授之以鱼”。而“三变”在于将投资者与贫困户捆绑,将政府手中的“鱼”,以农业股份合作的形式变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手中的“渔”,比如西安交大等单位筹集25万元以每户5000元作为贫困户的股本,磨沟村两委会把贫困户3000元产业扶持资金作为股金入股到农业企业,每年分得入股红利,就是授之以“渔”的做法。“三变”其实是将扶贫资金、贫困户的劳动力和农业企业主的经营能力有机结合,破解了在帮扶中产业扶贫无处下手的难题。
“三变”是促进乡村转变观念,加强新民风建设的有力武器。任何发展都要以人为本,一种经营体制创新是否成功关键要看人是否得到了发展。“三变”将土地、农民的劳动力和扶贫资金作为股本,从产业发展中增加收入脱贫,可以改变农民等靠要的思想,增强贫困户发展脱贫的信心。同时,对农业投资者来讲,财政资金作为股金,可以改变过去少数农业投资者靠争取农业项目资金致富的依赖思想,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研究市场发展产业上;与此同时,由于“三变”将农民、农业投资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绑在一起,使农民和农业投资者明白,经济的发展只有与各方利益相关,才能最大限度优化整合生产力要素,才能改变我国农民和农业企业主驾驭市场能力弱的现状,从而,培养其自信、自强、自我发展、利益共享的大格局。
■ 袁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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