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空(广州)
独自漂泊异乡,我善感的心灵逐渐被岁月磨得坚硬如铁。近年来,我在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能够感动自己的人事,面对一切都是那么的从容不迫和风轻云淡。直到2015年夏天,母亲把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3万元“遗产”拿出来,要平均分给我们5个子女时,我的眼睛就发酸,流下了久违的泪水。
母亲1935年夏天出生于三台一个贫农家庭,13岁嫁给父亲后,原本娇弱的个子,因含辛茹苦抚养几个孩子,被岁月压弯了腰,看起来更加瘦小。尤其是1976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的面容有了更多的沧桑,越来越多的白发出现在头上。那时大姐已经外嫁到中江,兄长们都还没有成年,母亲开始对抗一切困苦和危险,一个人里里外外地挑起了“家”的重担,迎接着世俗的风风雨雨。母亲从不言苦、不言累、不言困顿、不言委屈、不言操劳,更不言心血与功绩。手上豁裂出沟、重叠满茧,母亲咬牙挺住;肩头的担子再沉重,母亲也始终一步步向前方挪动着。
我年幼不懂事,顽皮和任性让母亲操碎了心,母亲却总是把自己的烦恼深深地掩藏着,担心灼伤到我幼小的心灵。我们兄弟4个,正是在母亲的抗争和保护下茁壮成长的。母亲的心田,蕴藏着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的甘泉。而我们,也成为了母亲所有的希望与慰藉。
母亲没念过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母亲教育我们时,语言从她的乳房挤出来,从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支撑她活下来的力量和面对权势的骨气中挤出来。
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再苦再难,人也不能像狗一样活着。母亲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做人、去做事、去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养分。当我从事写作的时候,这些养分,造就了我的作品的骨肉和灵魂。有评论者认为,我的写作“抱着一种特定的使命感,以用行为写作为荣,笔下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带有一种责任,不观旁,不媚态,不故作学问,不无病呻吟”(祁梦君《在清华大学新诗走向与当前诗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总是自觉地潜在地必然地贯彻始终地围绕一种风骨,铸造一种精神,诠释一种思想,张扬一种追求”(亦然《金属的声音——序论<李长空诗选>》),这正是母亲遗传给我的宝贵基因。
母亲从小就生活在乡下,世面见得少,也不喜欢赶场,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50里外的中江县城。但不喜欢赶场的母亲,自从兄长们出外打工后,却常常去镇上的邮局询问有没有家信,而每当工作人员回答“没有”时,母亲就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失望。当我1993年10月离乡务工后,母亲每逢赶场,都会风雨无阻去镇上邮局询问家信。直到70岁后,年老力衰的母亲,才不得不降低去镇上邮局询问家信的频率。
每月初一、十五日,母亲总是早早地吃过饭,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匆匆上山,去为儿女们祈求一份平安和幸福。这也成为了母亲后半生的信仰。听邻居们说,母亲每次说起散落天涯的孩子们,都会呆呆地出神,那时他们看见母亲苍老的脸和银白的头发,心中也会有一份酸楚。
母亲患有高血压和风湿病。由于时代的原因,儿辈们大都在外地工作,孙辈们也在外地求学。母亲像其他农村老人一样,宁可终老乡下,也不愿意离乡同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常常只能独自生活。我自离乡后,就如一株在异乡凉风中拼命绽放生命的苦菜花,除了请母亲把承包地转让给他人种植并寄给母亲基本生活费用外,至今还不能早晚承欢膝下。母亲习惯了生活上的清苦,每次收到我寄给她的生活费用后,除了最低层面的生活保障和治病费用外,多余的钱都被她小心翼翼地贴身收藏了起来。2013年,母亲78周岁了,健康每况愈下。儿辈们商量,以后轮流在家照看母亲,母亲终于得偿所愿。2015年夏天,母亲病危,大哥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回家。回到老家的当天,母亲就把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3万多元“遗产”拿了出来,除了安排后事外,剩余的两万多元要平均分给了我们5个子女。母亲20年来省吃俭用的笔“巨款”,如今竟然只够子女们来回一趟的机票费,我的眼睛顿时酸涩了,流下了久违的泪水。幸好后来母亲病情得到控制,至今身体安康。
母亲这一生,虽然平凡如草芥,却赢得了祖辈们的赞扬、父辈们的欣慰和晚辈们的自豪,为儿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自强不息、勤俭持家的传承基因。母亲身上的这些宝贵品质,也是一个民族历尽磨难,能够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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