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洛河、对于洛南来说,“尚双印”是叱咤风云的代名词。他创办的杨河砖厂及公司为当地百姓所带来的丰厚收益、为地方经济所作出的贡献令人瞩目。连续49年当村组干部,其中村长、支书干了38年的尚双印,在67岁以后,其人生开始嬗变:他在深山坡塬上的自家院落里建起了旨在“提升人们精神”的“尚双印文化家园”,从一个物质效益的追逐者变为道德精神的传扬者。作为一个农民,尚双印无疑是洛河上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
初见尚双印
2017年12月17日下午,我和作家杨克江走进尚双印的院落。明亮的阳光照着空空荡荡的院子,我喊了一声“老尚”,屋子里“哎”了一声。进屋,一个老人坐在桌前正在发呆。他脸上皱纹不多,但是有些浮肿,浮肿里是几缕深深的伤痛。
“你就是老尚?”我问。
老人点点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尚双印,这个名字对我曾经如雷贯耳。
这个时候的尚双印正经历着悲痛。他和老伴有4个儿子,几天前,50多岁的大儿子尚绳娃突然因病离世。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告诉我,儿子任杨河村村主任一年多。今年扶贫工作实在繁重,忙得睡不好吃不好。9月末,儿子感觉身体不大对劲,在商州开会时到市中心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赶紧住院,他不愿意,说村上事情太多,耽搁不起,回来就一边工作一边天天打吊针,准备等扶贫工作松一些的时候外出看病疗养。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12月的一天,儿子早上组织开了护林员和村民小组两个会,下午小组盖房子他去帮忙,晚上昏倒后就再也没起来。
“儿子是个能人,他说要用几年时间把杨河村弄成省上先进……可是,这一下子就死了……”尚双印盯着窗外亮亮的阳光说。
他说,下葬时村里村外700多男女老少来为儿子送葬,到处都是人,“很少见的场面。”尚双印流下了眼泪,“和我一样,他一心想着为大伙儿干事,不偷奸耍滑,谁都听他的,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处得好,没有人说他半个不字。唉,死了就死了,值了。”一缕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他眼里的泪花。
我转过话题:“你今年多大?”
他抹了眼泪:“81了。”
尚双印眼不花耳不背,魁梧的身子,轻盈的步履,一点也不像81岁的老人。
尚双印并非洛南人,祖籍商州北宽坪。他对我说:“北宽坪那个地方啊,真叫山大沟深,看山都得仰着脖子,日子苦得没法说,也没法过。”那时候家里穷得吃不饱肚子,穿不起鞋子,一年四季光着脚板子。民国十八年,尚双印的奶奶和父亲终于熬不住了,为了讨口活命,拉着棍子开始讨饭,一路来到洛南。为什么在石门落户?“当时有个山西人在石门舍饭,能给口饭吃,就在石门待下来了。当时一间房子一厘地都没有。”后来就干脆在石门杨河村的北坪落脚。
小时的尚双印是个机灵鬼,聪明。后来上小学,学习也好。但是到三年级,他不上学了,因为家里太穷:“一年四季光着脚丫子,回到家里棒棒馍都吃不上一口,上学能弄啥?不上了!”尚双印记得当时班主任还赶到家里劝他继续上学:“娃是个好苗子啊,不上学可惜了!”可他就是不上,回来种地,“多弄几粒粮食比念书强”。
16岁那年,聪明好学的尚双印被当时的初级社看中,当了西沟初级社的会计,20岁的时候开始干生产队、大队干部。“我连续49年当村上干部,村长、支书干了38年。”尚双印说。
上世纪70年代搞“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却照样没粮吃没钱花,用他现在刻在石碑上的话说就是:“面向河,背靠坡,杨河农民有三缺:缺粮缺钱缺柴禾。”尚双印说:“我当村干部那个时候就出名了,远近都知道,但出名是因为挨批。”石门街上的供销社往县城运生铁,每车运费给3元钱。尚双印找到供销社的人说,3元太少,给6元吧。供销社领导说6元就6元,反正路不好走货也不好运。他就偷偷组织几个年轻人干这个活儿,给大家伙儿弄点补贴,结果被人“揭发”了,开会批他是“抓了钱,荒了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
在尚双印的记忆里,自己40岁以前就没有过过一天能吃饱饭穿暖衣的日子。
40多岁的时候,尚双印迎来了机会。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了,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尚双印和村里人才不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没钱花。
“那时候省上有个宣传队在石门,说石门这地方的土质很适合造砖,何不办个砖厂?当时让一个年轻人办,结果弄了一年没办起来。后来村上说让我干,我说干就干,怕个球!”尚双印说。
1978年秋天,尚双印办起了后来闻名遐迩的石门杨河砖厂。
“砖头厂长”
听到“尚双印”这个名字时,我还在上中学,这个名字对我如雷贯耳。作为石门杨河砖厂的厂长,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无所不能又叱咤风云的“砖头厂长”。
1978年,尚双印办起杨河大队砖厂并担任厂长。那是个一分钱都可以买到东西的年代,在担任厂长的一年后,尚双印的砖厂产值达到47万元,利润达到了4万元。
那个时候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网上有文章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曾写有一篇学术研究报告,说30多年来,考虑到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那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5万元。
也就是说放到现在,那年砖厂的利润就是1020万元。
砖厂的工人都是村里人,村民得到了福利,穷得叮当响的村集体也有了资本积累。
那一年春节,尚双印的砖厂拿出8000元给全大队400多户购置了年货。那也是杨河村人第一次享受到如此丰厚的年节待遇。
在这之后,尚双印的厂子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经济效益连年递增。
尚双印或许是洛南最早明白“管理就是效益”这个道理的人。1985年,尚双印觉得企业要搞好要有点出息,管理一点都不能马虎,他从管理入手,实行效益工资制和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这一招厉害,当年企业产值达101.3万元,利润16.8万元,上缴国家税金14.75万元,上交集体20万元,企业提留1.3万元。“管理严啊,”尚双印对我说,“那时候厂子里一个娃把砖摞子弄倒了,吓得大声哭,就是不敢告诉我。我倒不会把工人咋的,但是,他们就是怕我。这叫管理。”
尚双印或许又是洛南最早懂得“知识就是生产力”这个道理的人。要挣钱,要发家,要过上好日子,光靠出苦力、出蛮力是不行的,得有知识、懂技术,会用脑子干事。于是,1984年,砖厂拿出6.75万元,为村里学校修建了35间校舍,购置了完备的教学器材。1985年,他花掉3.7万元在村上办起了农技服务站和农民夜校,让庄稼汉们走进教室学知识、学技术,用知识和技术来致富。
尚双印或许又是洛南最早懂得“多种经营、转型发展”这个道理的人。尚双印对我说,有一年省上在石门检查工作,一个领导说安康什么地方搞了个40里的工业走廊,尚双印说:“40里是个啥,我搞它60里。”他就从黄龙铺往下征地,真搞了60里。他请来省上的技术人员,办起了油膏厂,3年累计实现利润8万多元;又投资建起了磷酸二氢钾厂,3年后累计实现利润10多万元。到1990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且好学多思、视野宽阔的尚双印,又以砖厂为龙头,将机砖、化工、黄板纸、磷酸二氢钾、磷肥5个工厂联合组建成杨河企业公司。随后,公司发展越来越大,用他的话说就是“用一个砖厂滚出了11个厂子”。199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3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村组集体资产930多万元,95%的村民住上了砖瓦房,杨河村人的日子天翻地覆。
尚双印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年搞化工厂,他请来省里的技术人员在石门选厂址,也请来了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军亮。选址结束了,王军亮书记要回城,没有车,他直接对王书记说:“那你就坐三轮车回吧。”就给拦了一辆三轮车,王军亮书记“不含糊也不客气”,坐上去就走。旁边人对他说:“你真是个二杆子货,怎么能让县委书记坐三轮车呢?”尚双印想想也是,但是三轮车已经远去。说到这里,尚双印眼睛有些发红:“好领导啊,人都忘不了。”
在洛南,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像尚双印那样获得如此多的荣誉:1988年,被省政府授予“优秀农民企业家”称号;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乡镇企业家”称号;1993、1998连续两年被省政府授予“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1996年,他的企业获得“省级信用企业”称号。而市县以下的荣誉更是不胜枚举。
2005年,尚双印67岁,担任了近50年村干部的他主动退了下来,让年轻人上。
但是,对于奔波半生、闯荡风浪的尚双印来说,就该过着晒晒太阳、打打牌、背着手从村头踅摸到村尾的日子了吗?
尚双印的人生嬗变
尚双印领着我来到他院落外的楼门口,指着眼前的一大片地和地边大堆的牛粪说:“我要搞的是生态农业,我就不用化肥,用农家肥。”
80多岁的尚双印现在依然种着30多亩地,还养着8头牛。“我种30多亩地,养8头牛,没叫人帮过忙,就我和老婆子(老伴)干。”尚双印自豪地对我说。
但是对于尚双印来说,种地养牲口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生活。他要做的是“文化”,是“精神”。
的确,用他老伴的话来说,尚双印一辈子“就爱折腾”。他岂能如此“退了”?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尚双印,扔掉“砖头厂长”的帽子后却在思考另一些东西:“70年代农民条件差,没粮吃,没钱花,可是大伙儿的干劲足啊。现在呢,有粮吃、有钱花、有房住了,人倒没了干劲,没了精神,满口怨言。”他说,人们现在有钱花了,但是民风却不怎么淳朴了,人不怎么厚道了,仁义礼智信少了,打架斗殴、赌博欺诈的事情多了;相互宽容、扶弱济贫的事情少了,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多了。在丰厚的物质面前,人们无所适从了,欢声笑语少了,唉声叹气多了;日子中的幸福感没有了。原因在哪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人世沧桑的尚双印得出一个结论:人们脑子不够用,道德在滑坡,信仰在缺失,精神世界被物质所挤占了。他叹息:“农民的素质没跟上时代。”
于是,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在他看来,或许,他的另一种人生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67岁之前,他追逐的是物质和效益,现在,他追逐的则是“道德”“精神”。从2013年起到现在,他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荒平坡2000余平方米,修建大小厅堂76间,在村里建起了一个能够教化农民心灵、让精神丰盈起来的“尚双印文化家园”。
“这个院子现在已经投进去600多万元。”他说。
我问他:“钱从哪儿来?”
他说:“自己挣,还有我4个儿子都是开车的,他们也给。”
在去尚双印家的路边,是一座花岗岩门楼,门楼上刻着“尚双印文化家园”几个字。走进楼门,路边的一块块石碑把你引向他的院落,即他的“文化家园”。
“文化家园”里基本分成两个区域:右边的两大房院是由“读书堂”和“农家书屋”构成的读书区。“读书堂”藏书千余册,“农家书屋”里的藏书则花去他近8万元;左边有个门楼,上书“孝善本支”,穿过去是另一个区域,由“孝善堂”“圣园堂”“道德讲堂”“学古诗院”等组成。“孝善堂”里有“二十四孝”青石碑画及字画;“圣园堂”里供奉着孔子、老子和仓颉,每个塑像都是花岗岩材质,分别高2米、重1吨,是从河北定做拉回来的;“道德讲堂”是开办孝德讲座的地方。
“文化家园”里分别竖有36块花岗岩石碑,墙上大小花岗岩石碑98块。“这36块石碑的底座,都是用水泥浇筑的,我没请人,都是我和老婆子弄的,省钱。”尚双印说。
“我弄这干啥?就是要人们来学习,接受教育,提高精神素质,跟上时代。”他说。
尚双印说,中央说要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物质上脱贫了,精神上也要脱贫。到那个时候,农民素质还是不行,那就不能叫脱贫。所以,我弄这个文化家园,就是想让农民的精神提高起来……”
他说,要教育别人,先得自己做到。读书写笔记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他喜欢看《中美交锋》之类的书。
他写有112万字的笔记。一个村里人看了他的笔记,送他4个字:“心想天下”。的确,国内外大事从来没有从他眼底下溜去过,他说:“我看电视只看新闻,别的啥也不看。”从克林顿的绯闻到奥巴马的访华,再到川普参选总统,从南海争端到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从海牙法庭到世界货币组织,他娓娓道来。他说,有一年从新闻上得知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事情,他就生气:“我就想,你美国不缴会费,咱干脆把联合国搬到非洲去,不在你们美国那里了,咋的?”为此他想了一夜,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夜,一眼没眨过。说到这里他笑了:“天都大亮了,想一想,人家拖欠会费,倒与我一个农民啥相干!可我就忍不住想这事情。”
他还要把他的“文化家园”建下去。“我的想法大得很。”他说。
但是他现在缺钱。他说:“我就是没钱。这个家园把我弄烂包了。”
即便这样,他还是要想办法把文化家园干下去,规模扩大,丰富内容,还要建旅馆,有吃有住,让更多的人在这里接受教育。
不再提及儿子去世悲伤的尚双印给的理由是:“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有人说官职啥的,官职管啥用?人家牛玉琴一个农民在沙漠种树,是全国劳模、联合国博士,国家领导人接见,牛玉琴啥官?啥都不是,但是做出事情来了,贡献大啊!人要有精神。我是个农民,我就要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事情,这样活着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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