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记忆

儿时的过年，真的很有仪式感。仪式感这个词今天似乎随处可听到、看到，但真正留给我痕迹的却是40多年前春节的记忆。

大抵从腊月初八外婆用赤豆、桂圆、红枣、花生等熬制出浓浓稠稠的腊八粥开始，年味便一天天浓烈起来。腊月廿三祭灶那天，外婆会让我用红纸条写上“岁岁平安”或者“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字样，她总是让我多写几条，散发给我的邻居小伙伴们。其实家里并没有灶头，只有煤炉以及后来的液化气罐，但小小的红纸条贴在厨房便有了喜庆的气氛，毛手毛脚的我似乎再也不害怕打碎碗碟了，因为“碎碎（岁岁）平安”。

腊月廿四，外公带着我掸尘打扫卫生。他告诉我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含义，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天气冷怕手冻着，我们用抹布擦拭着一件件家具，老式的红木家具不少是有镂花的，全靠我冻得通红的小手用抹布把镂空的地方一一擦拭干净，哪怕凳脚，我也按外公的要求擦干净。半天劳作下来，他坐在床边上欣赏着我们俩的杰作，满脸是慈祥的微笑。通常居委会还会在年前逐家来检查，给我们家门上贴一张“卫生之家”的标签，我便很有成就感。外婆则把床单、枕套等等一一换新。把上一年春节后便藏起来的大碗、盘盏、酒杯等从碗橱的角落里拿出来……洗洗涮涮中迎新春的欢乐气氛一天天推向高潮。

那时候的春节物资供应基本上都是配给的，什么冰冻的鸡、带鱼、肉、猪油，甚至瓜子、花生等，都是每家人凭票去排队购买。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东西紧俏，欲购从速。如果去晚了，就算拿着相应的票证也不一定买得到东西。所以常常一旦听见商店里有这些年货供应了，必须马上去排队购买。外婆年岁大了之后，放寒假的我便协助她一道去完成采购任务。

采购回来之后，洗净、晾干后需要一一制作了。尽管外公外婆客居上海几十年，外婆又是杭州人，但过年的菜肴仍是安徽式的，这也是满足外公乡愁的需要。比如，制作一个个大大的既可当菜又可当点心的安徽炸肉圆，这恐怕是准备年菜中最耗时、工程量最大的一件事，通常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将大大一桶油倒入油锅，在没有液化气、煤气的时代，靠小小的煤炉要烧热这锅油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节省了一年，也只有过年时大家才会如此慷慨地用油。等到炸完圆子之后，那锅底尽管已经有了一层厚厚的面粉沉淀，但这锅油接下来起码也要吃上半年左右的样子。一锅锅出炉的肉圆用漏勺沥干油水，金黄色的浑身散发着香气，咬一口，脆脆的，外婆嘱我先给左邻右舍一家家送过去一大碗，“来，趁热尝尝我们安徽人的圆子！”

蛋卷是用蛋皮摊成一个圆，把肉糜抹上去之后，一层层卷起来，然后放蒸架上蒸熟，再拿到平平的碟子里，切成一卷卷，吃起来一层蛋皮一层肉，别有风味。等到我十一二岁后学会了上海人家做的那种蛋饺，我便在家里跃跃欲试，于是家里就会两种菜肴并存。年夜饭的最后一道菜是“八宝菜”，全部用素的食材，比如香菇、金针菇、菠菜、木耳、黄豆芽等八样，热气腾腾地炒出来之后说是刮油的保平安之菜，大家便你一筷我一筷地抢着吃，其实也是为了讨一个好口彩。说实话，那个年月里人们肚子里哪有多少油水需要用全素的菜来清肠刮肚呢？不过香菇、木耳一年只配给二两，所以作为年菜也就显得特别的让人回味了。

大年初一，我早早地起床穿上新衣服，随外婆楼上楼下地去拜年。邻居们互相作揖，互道“新年快乐！”许多大一点的孩子都是我外公的学生，“孙家姆妈，今朝下楼来拜年啦！”弄堂里传来他们的欢笑声。因为外婆戴着1500多度的深度近视眼镜，常常待在家里很少出门。那个年代对教师的尊重也体现在年初一那天我口袋里的新手绢里，外婆只好把我手绢的四个角都打上结，兜起来像小船一样，里面装满了各家给我的长生果、花生、瓜子、糖果、炒米糖……满满的幸福感长久地贮存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丰子恺讲过“美食的诱惑、神秘的气息、纯真的童心，这些过年的乐趣缺一不可。”

……

1996年是我陪外婆过的最后一次春节，那年的大年初二她重重地摔了一跤之后在病床上辗转两个多月。淅淅沥沥的春雨里，饱受痛苦折磨的外婆坚持着熬到听说我在医院顺利产下一子的消息之后，放下牵念我的心离世了。儿时的春节就像童年的脚印一样，走着走着就找不到了……

孙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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