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制造业格局：上海完成“腾笼换鸟” 都市圈内外分工差异明显

原创 潘 彪 黄征学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保持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基本稳定，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但近些年来由于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加上中美贸易战叠加疫情的影响，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加大。

根据统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由2006年最高的33.6%下降到2019年的27.17%，再加上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上升。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经济总量和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1/4，产业基础十分雄厚，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 31 个大类行业的长时序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各省(市)和各城市制造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并发现了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一些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本身调整带来的数据可比性问题，省级层面的研究时间跨度为 2003—2019 年，城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 2012—2018 年，且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代表制造业生产规模。

总体：全国占比波动下降

总体来讲，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生产整体稳中有进，产出水平持续上升。

2003—2019年，长三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41605亿元上升至252563亿元，最高为2016年的282554亿元，2017年开始出现下行趋势。一部分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转移导致的增速放缓，另一部分原因是统计对象发生了调整，前后统计数据的可比性降低。

数据来源：潘 彪 黄征学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制图：搜狐城市

在全国占比方面，大致以 2008 年为分水岭，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规模全国占比先增后降。

在 2008 年之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国整体占比相对稳定，在30% 左右，但已经出现下降的苗头，最高是2005年的33%。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在全国占比持续下降，2019 年降至 26.8%，与最高时相比下降了 6.2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讲，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长三角地区逐步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 转移到区域外。2003—2019年，制造业大类行业中，长三角地区仅有7个行业在全国的生产规模占比增加，都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区域外转移。

数据来源：潘 彪 黄征学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制图：搜狐城市

具体来讲，2013-2019年长三角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占比分别从 32.4%、32.8%和34.8% 调整优化为 25.7%、34.0% 和 40.3%，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了6.7个百分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分别上升了1.2 和5.6个百分点。

省域：安徽占比稳步上升从各省（市）生产规模来看，制造业分化趋势明显，占比变化趋势存在显著差异。

上海、 浙江最早出现制造业转移现象，其在2008年之前在全国占比已经开始持续下降，同一时期江苏和安徽作为产业承接者制造业占比持续上升。2014 年以后，上海制造业规模趋于稳定，浙江得益于“浙商回归”，制造业占比回升；江苏制造业开始外移，占比下降，而安徽作为区域内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制造业规模占比稳步提升。具体到省域各制造业行业在长三角内部（以下称区域内）的变化，上海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制造业整体向外转移，除烟草制品这一具有垄断性的特殊消费品制造行业外，各类行业在区域内的规模占比普遍下降。浙江和江苏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被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

其中，浙江在承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本身的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外移；江苏产业承接中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也存在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安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个别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在安徽布局。如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主要在合肥）、医药制造（主要在合肥、亳州）等，仅烟草制品行业因增速相对与其它三省市偏慢而在区域内的占比下降。

城市：都市圈内外制造业分工差异明显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以上海、杭州、苏州等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2012—2018 年，长三角27个重点城市制造业总规模在区域内占比基本保持在85%以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全貌。以区域内规模占比变化情况来看，经过计算，2012—2018 年间，在区域内制造业占比下降超过 0.5 个百分点的城市包括绍兴、 南京、扬州、镇江、泰州等5个城市，占比提升0.5个百分点以上的城市包括宁波、嘉兴、南通等3个城市，安徽省8个城市中，除合肥市规模占比略微下降外，其余7个城市规模占比均有所上升。城市间专业化分工方面，上海仅与南京、安庆、池州、铜陵等4个城市间的分工专业化系数在上升，与其余22个城市间的分工专业化系数在下降。杭州、南京分别与8个城市间的分工专业化系数上升，与其余18个城市的分工专业化系数出现下降。合肥恰好相反，与8个城市间的分工专业化系数下降，与其余18个城市的分工专业化系数上升。

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合肥、杭州、南京与周边城市分工处于不同阶段，所以四城与周边城市专业化分工指数的变化与自身比较作为参考更为适宜。具体来说，上海与周边城市处于产业内分工阶段，合肥与周边城市处于产业间分工阶段，而杭州、南京与周边城市处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跨越阶段。

若以都市圈为单位，圈内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产业分工多是产业内分工，而与圈外城市多是开展产业间分工。

制造业分工指数结果显示，上海、杭州和南京为核心的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分工指数都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已进入产业内分工乃至产品内分工阶段，大类行业结构相似;而合肥由于发展水平较低，与其都市圈内城市以及周边大部分的城市，分工指数都有所提升，仍以产业间分工为主。

问题：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受区域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长三角各地对经济支撑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好的制造业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都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在项目和资金招引以及产业做大做强方面存在明显的竞争。

从沪苏浙皖发布的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中可以发现，四地都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等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将长期存在。相关调查报告也显示 ，长三角中心区各个城市中，超过半数都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产业，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另外，在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安徽基本上都是围绕上海开展合作，积极承接上海产业转移，而对于三省之间合作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与上海方向，同时承接产业转移也使得产业结构有趋同倾向。

同时，对于近期苏浙皖之间的合作思路和重点，也并不十分明确。

2020年三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中，只有安徽明确提出推动全省各地与沪苏浙开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合作；江苏提出积极承接上海产业升级转移，同时在与浙皖交界地区开展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浙江提出的建设省际产业合作园区主要面向上海，包括打造沪浙产业合作发展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海宁分区等，承接上海科技产业，对与苏皖合作很少提及。

上文提到，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合作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以都市圈为单元，圈内城市目前已经从产业间分工迈向产业内分工阶段，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与圈外城市开展产业间分工，保持产业发展梯度。

虽然这种分工模式可以有效突破地市间行政壁垒，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壁垒，造成都市圈外的城市特别是远离都市圈的城市，长期处于分工的末端，只能被动承接一些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少甚至是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难以真正融入产业分工体系。

例如，安徽阜阳在推动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的过程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产业发展尤为迅速，在其工业中的比重从2016年的5.4%上升至2019年的10.9%，成为第一大行业，但其重点制成品仍主要是铅酸蓄电池、电力电缆、灯具及照明装置等低附加值产品，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等产业增长有限。

除此之外，由于省际间利益协调共享机制尚未建立，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缺乏激励机制，各省大都倾向于从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向相对欠发达地区开展产业转移，对资金和产业向省域外进行转移并不积极。特别是在共同面临产业链向中西部和国外迁出的压力时，自顾倾向趋于强化。

以浙江为例，早在2012年便推出“浙商回归”计划，支持省内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使得化工、纺织服务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在区域内的规模占比不降反升。在2020年3月出台的《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还进一步提出要重点培育包括绿色化工、现代纺织和服装在内的万亿先进制造业集群。

建议：以强化垂直分工突破圈层壁垒

在“十四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长三角地区需要瞄准率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相结合，强化产业横向和纵向分工合作，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不断推进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进入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以更高水平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

首先，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础，强化垂直分工，提升产业链韧性。

其次，以园区平台共建为抓手，拓展合作对象，推进网络化分工。依托长三角地区数量众多的各级各类产业园区，通过园区共建等形式，打造“飞地经济”样板，探索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沪苏浙皖之间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产业联系，打破所有地区围绕上海开展分工合作的状况，推动“圈层式”分工格局向“网络化”分工格局转变。

充分发挥G60科创走廊、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区域合作机制作用，支持有能力的国家级、省级园区跨区域设立分区，探索“飞地园区”“园中园”等多种产业合作模式，打造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合作发展创新实验区。积极打造一体化运营的合作平台和支撑载体。

再次，以密切城市合作为重点，鼓励内外结对，突破圈层式壁垒。

积极推动宁马宁滁、“一岭六县”等省际毗邻地区深度合作，共同编制合作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壁垒束缚，建立区域统一市场，化省际边缘为区域性中心，引导产业协同共兴。

按照“研发在核心城市、制造在周边区域；孵化在核心城市、转化在周边区域”的思路，确定城市间产业合作重点。

发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科创资源集聚优势，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机遇，加快建设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上海张江和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支持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从事研发设计和成果孵化，通过设立双向飞地、开展产业投资、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等形式，引导研发设计企业与制造企业嵌入式合作，发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张江）技术交易撮合功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在结对的周边城市转化，支撑专业化的制造业发展。

第四，以建立统一市场为目标，推进规则对接，推动政策链协同。

文章选编自《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基于产业分工合作的视角 》

作者：潘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黄征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长三角制造业格局：上海基本完成“腾笼换鸟” 都市圈内外分工合作亟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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