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死亡”何时休

慕 名

12月25日，造谣浙江吴女士出轨快递员的两名男子因涉嫌诽谤罪，被杭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消息传出，有识之士大快人心。

浙江的吴女士是今年遭受网络侵权以致被“社会性死亡”的典型例子。今年7月，她到快递服务点取快递，无端被人偷拍视频，并被编造出“小富婆两次勾引快递小哥偷情”的“香艳剧情”。相关视频及造谣者伪造的聊天截图在网络发布后，吴女士遭到公众的质疑和指责，成百上千网友还发私信辱骂她，导致她不敢出门，并被公司以“不能出差”为由劝退，进入到“社会性死亡”状态。

“社会性死亡”，是今年的一个热词。与吴女士一样，罗先生也遭遇了“社会性死亡”。今年8月，因被前女友梁某在网上曝光“存在强奸等恶行”，罗先生个人隐私被公诸网络，遭到网民炮轰，不得不数次搬家和换工作躲避。然而，这出道德声讨的“大戏”， 最终却以女方承认因恋爱分手产生纠纷而造谣并发布道歉声明告终。

此外，网上还有一系列新闻，虽最终没造成“社会性死亡”恶果，但其剧情反转仍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山西省襄汾县饭店垮塌事故引出“老人下跪事件”，一自媒体称媒体“诱导办寿宴的老人下跪”，最终，其曝光内容被证明是假新闻；安徽17岁女孩跳江自杀，网上发布的相关视频引发抨击民警救援不力的舆情，而实际上当事民警虽不会游水却已尽力施救，网上视频是“有心人”掐去头尾发布的；相声演员岳云鹏被一女子在网上发视频指证其骗婚，并称双方有一私生女，然而，这其实又是一出闹剧，该女子后来删除视频，承认编造故事……

今年，网络谣言之多不胜枚举，受害群体有普通群众、社会名人，还有媒体、公安这些舆论监督单位和执法部门，因此而引发网络暴力的后果也是触目惊心，不仅造成普通人的“社会性死亡”，还导致警察在真相未明时被停职调查。而更让人愤慨的是，这些事件引发了极大的舆情，但造谣者大多只是道歉了事，发私信辱骂他人甚至曝光他人隐私的网民更是若无其事。

一再出现引发舆情的反转新闻，原因无非几点：当事人将网络尤其是社交平台视为不受约束的自我娱乐、发泄平台，随意发布各种言论、图片、视频，以吸引公众眼球而“涨粉”或是煽动舆论伤害他人；网民对于网上信息不加分析就充当“道德审判官”，肆意攻击他人或曝光他人隐私，有意无意扮演“帮凶”角色；舆情得不到及时正确引导时，网络发布的便捷性以及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往往导致网络暴力难以控制；事件发生后，发布假信息的当事人最多也就是公开道歉，用言语攻击他人者更无担责，让越来越多的人以身试法。但无论何种原因，类似新闻反转事件一再出现，都在透支着大众和社会的互信，都是对法律、对集体和他人权利的践踏，甚至在侵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亟须引起高度警惕。

我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为所欲为，互联网也非法外之地，谁逾越法律红线就该接受法律的惩罚。身处互联网时代，我们更要形成法治思维，不造谣、不传谣，不当网络暴力的推手，同时，有关部门更应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与执法力度，正确引导舆论走向。

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这将为制止“社会性死亡”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支撑。愿法律在互联网时代闪耀出更加夺目的光芒，让“社会性死亡”早日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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