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一位安徽“胶东老乡”

□石 英

也许因为那时工作太忙，或是自觉来日方长，以后再写不迟，所以在我中青年时期极少涉猎追忆怀旧类文字，但在耆年之后，便会时常忆起当年对我有恩的一些部队和地方首长、老师、同乡长辈乃至本单位或外单位的同事、文友。他们有的已相继辞世，有的人虽尚在却身体欠佳，只有比我还年轻者仍奔走于人生的不同战线，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们的衷心感念。我所言“恩”的概念，有的是有形的，有的则是无形的；也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我曾写过的一篇散文的题目就叫《良性的感觉就是恩》，表面上是一件小事，几句话，却对我起了极大的激发与推动作用，使我坚定了对人生的信念，增益了继续前进的活力。将这些追忆和感念诉诸文字，虽然数量还不算多——因务求真实而严谨，但肯定会不断地写下去——因为时光催我，也恐太久而记忆淡化。

有一个人，一次际遇，使我一直没有忘记，而且清晰地映印在我的脑海里。说起来已过去二十年以上了，当时我在报纸副刊工作，还担任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1994年报纸副刊年会在安徽铜陵召开，我在会议召开前早去了一天，因为妻女二人利用暑假期间去九华山旅游。我们一家三口先登了九华山，然后又乘大巴去到铜陵，在一家宾馆住下。这事除对合肥一位老友提过，未对任何人说过，却没想到刚住下不久，就有一位陌生的同志打来电话，他说他是铜陵日报的，叫丛奉璋，他还说他与我是胶东老乡，虽然以前没见过面，却也不能说不相识，因为过去读过我不少的诗。电话中的诚挚，语气的恳切，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尤其是这个丛姓，在别的地方是不多的，但在胶东半岛却为数不少。这不足为怪，中国有部分姓氏就带有地域性。老丛在电话最后说，他一会儿就过来看我，并要请我吃饭。在至诚的同志面前（如在面前）恐是难以推辞的。果不其然，他不大一会儿带车过来了。说到吃饭，开始我说我一个人去，他说那不行，“你们一家三口都要去，老乡请老乡嘛，怎能见外。”

既然如此，也只能如此。见面后，老丛给我的印象大致与电话中的感觉一样：淳厚、实在，但不乏爽利热情。在车行过程中他就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威海人，学生时代就非常喜爱文学。1958年他中专毕业分到安徽，数年当中在颠簸中度过，但对文学的美好理想一直没有暗淡。他又说，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处境中，他在内心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那份热爱之情。特别是诗歌，碰到他打心眼里喜欢的，他不仅是看，还要在心里默默地背。“对您的那首《支书家的新嫂子》就是这样的。”在即将到达宾馆快下车时，老丛好像抓紧时间似的说了这么一句。

“支书家的新嫂子/有点嘴皮碎/碰到三婶二大娘/唠唠叨叨不住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老丛在就餐的过程中，竟能将我的一首旧作完全背了下来，七八十行。这首发表于《诗刊》1964年5月号，时间已过去三十年的诗作，我自己也记不住几许，而没想到老丛却能记得如此清楚，这既使我感到吃惊又非常感动。当然，这首诗自发表后，后续又有若干转载。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朗诵诗选》就选了它。六十年代初京城的诗朗诵热潮中这首乡土味很浓的诗作成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教师史琳的保留节目；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选》又选了此诗；河南的一位民歌耆宿撰文评曰：“一首真正的乡土诗代表作”等等。当然任何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移时的某些读者未必合口味，这也很正常，就不多说了。

老丛身担《铜陵日报》的领导工作，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依然。我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热切希望今后能在报纸编辑工作与钟情于文学这两个方面都相互勉励。他当时说了一些发自内心的客气话，我再次强调还是“共勉”。与老丛的结识，对我的启示和教育很大：更加提升了我对文学的认识，它的美好，它的感染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写出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而不只是一般的文字垒加与堆积，以及锲而不舍不离不弃的精神，等等。

从那以后，我们相互联系不多。但这些表面形式不能代表我内心对他的深长忆念。前些年听安徽文友说，老丛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谁又不是这样，我不是退的年头更多吗？唯有一点在我深心扎得牢牢的：我有一位永远感念的安徽“胶东老乡”。

（石英：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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