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年轻女导演的艺术驻留：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

2020年5月，“庐舍之春”女性电影人剪辑驻留计划在北京怀柔顺利进行。这是国内第一次由女性创作者主导、以非商业影像剪辑为主要工作的艺术创作驻留活动。

自征集以来，有7位创作者打破束缚，持续发光，将她们盛满旺盛生命力的影片展现在评审眼前，得以入围驻留计划。活动期间，6位入选创作者与发起人、工作团队共同生活 、交流分享，1位入选者因疫情原因参与线上驻留。

几位年轻的女性导演分享了她们的创作世界和驻留生活，以下是她们的自述。

撰文｜受访导演

编辑｜俞爽 刘小黛

百无禁忌的“故事会”

陈梦媛，27岁，影像创作者，江苏扬州▼

我记不清楚人生中第一次创作的内容了。但在模糊的印象里，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青椒炒肉丝》，第一首诗则是批评应试教育“毒害”的——因为只考了93分被批评后表达不满。

我想真正算得上创作的，应该是大学以后写了不少诗歌和随笔，也会尝试给自己变装拍照。这些东西虽然粗糙但很真诚，让我愿意蹲下来看看过去的自己。创作对我来说，意味着生活本身。不得不说，不得不写，不得不拍，虽然“不得不”看上去有些被迫的意思。但实际上，正是这些“被迫”之下的创作，推动着我不断向前，让我感觉生活没有那么糟糕。

陈梦媛日常变装创作

疫情期间我在扬州，过得逍遥自在，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每天中午起床，下午出门看水，然后吃晚茶、看电影，在午夜后入睡。每天的空闲时间里，我都会疯狂地打字，累了就拍照或者做拼贴，再累了就写歌词，一刻不停。过去很多欠着想写的东西，这一次都补上了不少。

陈梦媛作品《西北预言》拍摄现场

但隔离的时间里，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志同道合的人说过话了。我内心明白，自己很需要和活生生的人谈谈想做和在做的事情。很庆幸遇到了“庐舍之春”，在庐舍，最有趣的莫过于日常聊天了。大家总是能很轻松地抛出有趣的问题，勾起我自己尘封的记忆。有人爱听，有人爱说，大家交换着自己的过去，愈发理解彼此的当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展出“故事会”的例行活动，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一群朋友在最古老的艺术“讲故事”里面，了解彼此的过往和当下。

在这里，没什么不能说，也没什么不可以讨论。

彼此相伴的痛哭时刻

华真一，21岁，导演、写作者，安徽安庆▼

人生中第一个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硬纸壳板和纸星星做的风铃。当时是送给爸爸的礼物，但我爸看见之后眉头紧皱，一副特别嫌弃的样子，“这个东西好奇怪啊……”这之后，我就很少做手工了。

华真一的童年照

一直到小学四年级，我写了一整本练习本的武侠小说。小说里的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但也很歹毒——美女用毒针，男人用咒语。那算是我正式开始认真创作。除此之外，我更聚焦的创作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我混迹于北京郊区——拍摄电影和写作，用创作缓解生活中难以克制的焦虑。

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从杭州去厦门过年，拍摄新纪录片《海，三角梅以及写诗的舒婷》部分内容，但返回到县城老家后，我开始变得特别焦虑，甚至严重到天天哭。疫情对我来说，真的太残忍了。

华真一驻留作品《海、三角梅以及写诗的舒婷》剧照

但我也逐渐找到疗愈自己的方式——我开始不去关注那些新闻，给自己安排看电影、剪片子，傍晚和爸爸一起在院子里跑步这些事情填满自己的时间。好像就这样过了很久，经常不洗头不洗脸，像那种农村里坐月子的女人。直到遇见“庐舍之春”。

华真一参与放映活动

“庐舍”是一个集学习、生活、创作、友谊于一体的乌托邦，平等、自由、宽广、充满爱。有天晚上，我因为担心片子剪不完，开始莫名其妙痛哭，大家都来安慰我。我很感动，当时还发了一条微博：“记忆中痛哭的时刻里，很少有人会安慰我，我也不想告诉任何人。所以我要感谢这种时刻，让大家以后更加开心些。”

找回最原始的创作感觉

姬京璐，27岁，导演、视觉艺术家，北京▼

姬京璐（左一）驻留作品《吹风机》拍摄现场

我做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要说起第一次主动创作，那就要追溯到十二三岁在QQ空间写的非主流文章、自学PS做的非主流图片了。最开始的创作只是纯粹的冲动，完全没有功利目的。后来读艺术学院，尝试电影、雕塑、装置等不同的创作方式。和行业内的前辈合作，我发现有许多规则引导着我的创作。但我觉得，创作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让自己更像自己的过程。于是，我想找到最原始的创作感觉。

疫情期间，我和Harrison（我的猫）一起住在北京十里堡租的房子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日夜颠倒地呆着，练习一些艺术治疗。我觉得那种生活挺安心的，当然也会提心吊胆地戴着口罩去外面走走，拍一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素材。

姬京璐和猫Harrison一起做艺术治疗

5月我来到“庐舍之春”，剪辑疫情之前拍的短片《吹风机》，也听到驻留地的创作者分享她们的所思所想。很幸运，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对于艺术的纯粹享受，以及在某些时刻会被提醒“啊，原来这样也可以！”或者“啊，原来这个点这么有意思！”于是，我会反过来认可和反思我自己的生活和创作。

姬京璐驻留作品《吹风机》拍摄现场

我不再是孤军奋战

杨圆圆，31岁，导演、多媒体艺术家，北京▼

小时候我一直特别想要一个哥哥。我妈跟我讲，在我出生前两年，本来应该有一个哥哥，但是如果有了哥哥就不会有我了。我想这事想了很久，特别不甘心。于是开始画我想象中的哥哥，画了好几个，还有我和哥哥站在一起的。那还是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后来再去回想，那或许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艺术项目。

杨圆圆驻留作品《女人世界》拍摄现场

疫情刚开始时，心情是比较低沉的。进入二月下旬，我开始投入纪录长片《女人世界》的后期工作。重温素材中的旅途和这群唱歌跳舞的华裔奶奶，仿佛重新开启了记忆胶囊，再次把我带回到2018-2019年那个美好而丰富的世界。开始剪辑，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治愈和自我保护的过程。

杨圆圆（右二）和《女人世界》主人公合影

杨圆圆（右二）和《女人世界》主人公合影

自2018年开始到2019年底，我导演完成《女人世界》的大部分素材拍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状态。5月参加“庐舍之春”剪辑驻留项目后，我觉得自己体验到一种别开生面的状态——和一群同样做电影的人一起，让讨论电影变成像吃喝睡眠一样自然的事情，真是无比美妙。

从彼此的独特中吸收养料

杨骊珠，30岁，纪录片导演，湖南长沙▼

2009年，学校组织我们去云南写生，我拿起我的第一台三星牌卡片照相机。当时这台相机已经有了视频拍摄功能，但可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纪录片。

凭着对影像本能的喜欢，我用那台银色mini卡片机记录下近一个月与同学们在路上的相处。回去以后，我开始用绘声绘影把它剪了出来。后来发现那个软件不足以支撑我的剪辑，我就报了个班去学Premiere。虽然Pr的界面一打开要高端很多，但经历过几次没有保存后的软件崩溃，让我连学带剪一直到四五个月以后，才把云南的片子弄出来。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很喜欢纪录，多年以后再看那个片子，仍然会感动于时间沉淀的力量。

杨骊珠工作照

后来我买了一台磁带DV机，开始拍摄我身边的人，也包括我的家人。所以之前那些家庭影像自然成为我正在剪辑的长片《归去来兮》的素材。片子的结构一直在变，想讲的也有很多。通过和嘉宾在“庐舍之春”中交流，我看到很多曾在我心里一闪而过却很重要的东西，原来的“一盘散沙”如今在我心里更加成型了。

杨骊珠工作照

可以说，“庐舍之春”给了我一段难得的清净时间，可以安心完成自己的项目。大家从不太认识到无话不谈，甚至习惯跟对方分享一切。这种变化既值得感喟神奇，但也发生得自然。和大家畅谈创作与人生，我心说，“这应该就是我的同类人吧”，也让我重新理解“志同道合”的概念。

杨骊珠工作照

当然，每个导演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一面，但这种独特性，却让大家都有从对方身上吸收养料和能量的可能。这种可能，很迷人。

在坚守中相互理解

袁可如，30岁，影像创作者、当代艺术家，上海▼

我初中很痴迷青春文学和漫画，那时候写了一部将近10万字的小说，小心翼翼存在电脑里。后来电脑意外坏掉，可是自那时起就存在的想要创造文本的冲动，却一直延续到现在。不是说每做一件作品，就一定要获得什么。而是在拍片的时候，我会自然地感觉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给予的。

袁可如短片《会饮俱乐部》拍摄现场

疫情期间，计划中的很多展览被延后或者取消，国外驻地也没有办法去，只能被困在房间里。被困住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看跟瘟疫有关的书籍和影像。突然觉得我跟这个时代、周遭环境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于是受到启发做了一个新短片，也算是对当下情绪的及时转换吧。

袁可如（左）正在拍摄受疫情启发的新片

袁可如正在拍摄受疫情启发的新片

在这里，我最大的感触是，大家都带着真情实意生活在一个乌托邦里。这里所有的人，不管是入围导演还是发起人，都是真正的创作者。最重要的是，大家明知道作为女性导演和小众题材面临的困境，我们还坚持在做这件事情。

袁可如在“庐舍之春”驻地散步时所拍植物

有一次骊珠（驻留导演杨骊珠）跟我讲，看我这样一直不停在创作，但又不能被很多人看到，她会很心疼我。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被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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