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撕去的柳存仁 “标榜失当、恩仇不辨”的隐情

《龙榆生师友书札》（张瑞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版）收录了钱锺书写给龙榆生的四封信，其中的第二封引起我一些兴趣。原书释文的断句有点问题，先重断如下：

忍翁道席：

奉教喜悉尊恙获良医诊治，可以霍然脱体，斯文之幸，匪特自忻其私而已。《集刊》甫杀青，即有人纠吴君世昌文中标榜失当、恩仇不辨，因全部收回重排，迄今尚未发还，不图已污尊目也。八月后风气大变，敝所同人十之八九赴皖参加“四清”，李君健吾等皆去，晚暂留待来年。现在学习，正待开展文化革命，自惭疲鳖，穷气尽力，追随十驾，殊畏馁耳。叔子亦久无书，闻曾下乡劳动一月。大集编定，当如吾家田间先生，筑藏山阁伫之，待时而后问世，所谓景星庆云，见必以时。李竹嬾诗云：“画成只恐人将去，茶熟香温且自看。”雅人深致，此物此志。一笑！即叩

冬安

后学钱锺书再拜

内人同候

九日夜

钱锺书致龙榆生函

原释文标点作“即有人纠吴君世昌文中标榜“失当恩仇不辨因”，全部收回重排”，竟释出一句诗来，显然是因为不了解背后的故事。

信里提到的《集刊》是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1964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如钱锺书所说，它在发行时遭遇了事故。王平凡口述、王素蓉记录的《文学所早期大事记》[原载《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十一期]已指出：“1964年6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出版，因故而未出售。”这册《集刊》刊载了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所以信中有“不图已污尊目也”的客气话。

方继孝所著《旧墨五记：文学家卷（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中，有一篇《陈翔鹤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曾披露有关这一事故的两封信。

《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1964年7月13日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中说：“我所在贵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闻已在新华书店开始发行，但经了解，其中吴世昌先生的《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见《文学研究集刊》232页），又名“柳雨生”,是大汉奸周佛海的部下，是个汉奸文人，日伪时期出席过东京和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家会议；负责过汉奸刊物《疯雨昙》（於按：原文如此，应为《风雨谈》）的主编，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编辑部认为提及柳存仁“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所以向出版社要求将《文学研究集刊》暂停发行，他们虽然觉得“此事因由我们一时失察，过咎应由我们负责”，但仍“深感不安”地对出版社表示“不能不麻烦你们”。

负责主编《文学研究集刊》的陈翔鹤同年7月15日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许觉民的信中说，此事他们“也因失察而至出版后内部送书始被发现”，因此“这本刊物须于改正该第232页后方能发行”。至于具体改正办法，他说：“本已同石如芳同志商量妥当，惟时间上石如芳同志认为非三、五个月方能完成。此事本因我们失察引起，责任应由我们自负。惟在时间上希望能得到你同石如芳同志的协助，务恳设法早日办妥，不必等到三、五个月。如果再须三、五个月，则为时太久，文章会失时效，而我们编辑部所负罪咎就会更多了！”

方著还附有图版。前一信的影印件上，可看出一句淡淡的批注：“已通知□□（於按：此二字模糊难辨）所收回换页。石，64. 7. 14。”想必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石如芳同志”所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吴世昌笔下提及柳存仁给《文学研究集刊》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我好奇的是：吴世昌的原话是怎样提及柳存仁的？方著对此未做展开，我决定做进一步探究。

《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很容易在旧书网站买到。买来一册看，卷首有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写于1964年4月1日的出版说明，略云1955年至1957年该所曾编辑《文学研究集刊》五册，后停止出版，现在感到有必要仍用旧名复刊。版权页标明了印数为一万册，可见复刊这一册蓄势待发的劲头。

翻到第232页，浏览内文，发现并未出现“柳存仁”三个字，同时又发觉这一页的书口比前后书页要略小两毫米左右。细审钉口，发现这一页原来是贴在前一页上的。——看来这是“改正”本。那个“非三、五个月方能完成”的“换页”方法，原来就是把出了问题的原页统统撕掉，重印新页贴上。

“改正”本的第232页既不再出现“柳存仁”三个字，所以仍不知道吴世昌的原话怎么说。《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一文后来曾收入吴世昌的集子，我又阅看了收录此文的《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和《吴世昌全集》第八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经与“改正”本第232页比较，发现除个别字眼和标点上无伤大雅的改动外，这一页上确有几句重要的出入。《集刊》“改正”本的这一小段文字是：

在拙著出版半年以后，十六回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本在香港发行。我因为此书对于《红楼梦》研究十分重要，就设法托人在香港找得一部。我在十月初收到后检阅一过，曾作若干笔记。

“改正”本第232页

《外编》本和《全集》本的这一小段文字则作：

在拙著出版半年以后，十六回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本在香港发行。承当地友人寄赠一部到英国牛津，我在十月初收到后检阅一过，曾作若干笔记。

对比下来，虽仍未出现“柳存仁”三个字，却已隐约看出问题所在。吴世昌所说的“拙著”是指196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A Critical Study of Two Annotated Manuscripts of the XVIIIth Century），十六回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本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5月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香港友人寄书之事发生在同年。我对柳存仁的履历一直关注，知道他是1962年才应邀去澳大利亚教书的，1961年还在香港罗富国师范专科学校任教，这位“当地友人”应该就是指他！但我仍想找到《集刊》的“未改正”本。书海茫茫，“未改正”本必有流入市面的，当年龙榆生看到的应该就是。可旧书商们不知道这一关节，旧书网站并没有标出哪一本《集刊》是“未改正”本。然而我忽然发现一册吴世昌在1974年11月11日签赠“文革”新贵迟群的《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单册，赶紧下单。收到一看，内容果然是《集刊》的抽印本，前后糊以封皮。再细看第232页，毫无被撕去再粘上的痕迹，而那一小段果然与“改正”本和《谈源》《全集》本都不一样，确是“未改正”本：

在拙著出版半年以后，十六回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影印本在香港发行。澳洲堪白拉大学的柳存仁博士当时适在香港，承他寄赠一部到英国牛津，我在十月初收到后检阅一过，曾作若干笔记。

“未改正”本第232页

原来原话只是这么提到了柳存仁。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话又会有什么问题呢？不禁要感叹1964年的“举报侠”真是厉害。吴世昌提及友人寄书是为了表达谢意，而挑刺者的眼睛却长在这友人的历史问题上。钱锺书转述此事，说吴世昌“标榜失当、恩仇不辨”，更可见此事在文学所内被上纲上线到了何等地步，难怪编辑者和出版社跟着噤若寒蝉。书印了一万册，被挑刺后，解决办法是收回撕掉原页贴上新页，这得耽误多少时间，又得浪费多少金钱？这样的蠢事，希望再也不要在我们的出版事业中出现了。

顺便再把钱锺书写这封信的时间厘清。落款仅署“九日夜”，信里写的都是1964年的事，却没有“去年”的字样，可确定为当年某月9日所写。“八月后风气大变，敝所同人十之八九赴皖参加“四清”，李君健吾等皆去”，是指这年9月下旬学部文学所派出工作队赴安徽“四清”，李健吾此时刚调入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他们所也同去了。至于“尊恙获良医诊治，可以霍然脱体”，《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增订本）1964年的编年词中保留了这样的词题：《水调歌头·霜降前二日通过组织获一就诊于中山医院心脏科主任陶寿淇教授为悉心研究达一小时半之久断定病在胃溃疡次肺气肿及慢性支气管炎再次为高血压不存在所谓心肌梗死半年疑案始得辨明为之一快感呈此阕兼谢浦医师》。这年的“霜降前二日”是10月21日。不知何故，此词内容未见载于《忍寒诗词歌词集》，但词题所述与时间都和信中所云甚合。信又提到“大集编定”，从《龙榆生先生年谱》来看，当指“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日），先生写定入住医院以来半年所得词六十阕为一卷，题曰《丈室闲吟》”。综合来看，钱锺书的这封信似应写于1964年12月9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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