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支援湖北疾控人员讲述与病毒“斗智斗勇”的故事 天天“蒸桑拿”，手都被汗水泡肿了

截至目前，安徽省已派遣3批共23名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前往湖北开展对口援助工作。他们有的在仙桃市疾控中心开展新冠肺炎样本实验室检测工作；有的正在武汉武昌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摸清病毒在人群中流动的来龙去脉；有的负责上门给小区居民消毒杀菌……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安徽省疾控中心质量管理科科长许德：

倾听患者哭诉我也跟着流泪

在支援湖北的安徽医疗队中，有这样一支特殊队伍：他们虽不在临床一线却和病毒面对面较量，在后方追踪着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活动轨迹，帮助做好可疑人员的隔离，控制并减少患者增加的数量。他们就是流行病学调查队，而安徽省疾控中心质量管理科科长许德就是其中的一名流调员。

2月17日，许德和5名队员作为第一批来到武汉的疾控人员，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偶尔也会做一些病家消毒的工作。许德曾经做过五六年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对于流行病学调查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

初来武汉，许德和队友每天很早就起床投入工作，一直要忙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刚开始条件很艰苦，除了现场流调，一天还要打无数个电话进行调查，有时候只能随便找个地方蹲下来吃个盒饭。”许德说，随着现在武汉疫情的好转，条件改善了很多。

许德坦言，做流调工作“压力很大”。流调员需要给患者家属打电话去询问患病的经过，不管是电话还是去现场调查，总有一部分被调查对象因为亲人在疫情中去世，或者自己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带着情绪和怨恨。“特别是早期，有的患者跟我诉说求医的艰难，说着在电话里哭了，我也跟着流泪，心里真不好受。”许德说，“我们虽然不能救治患者，但是可以在做流调的时候，听患者倾诉，安慰他们，给他们加油鼓劲。”

许德告诉记者，流调就是向前追溯被调查对象如何感染新冠肺炎，找到传染源并进行控制管理，查清来源才能去管好传染源，其次关注被调查对象的密切接触者，并第一时间隔离可疑人员。如果不采取措施，密接者有可能会传播给更多人。“如果说临床医生是救治病人去存量，那我们流调工作就是围绕怎么样去控制增量，包括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以及无症状的感染者，如何让他们不要传播给更多人，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通常，许德和队友们一天要完成100多例患者的流调任务，“平均一个人要完成几十例。”许德说，对于一般的疫情，我们基本上做到尽可能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而对于聚集性疫情和一些特别的案例，就需要去现场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许德和队友们也会遇到电话不接、拒绝调查、号码错误等情况。这就需要上报指挥部，必要时公安会介入。“流调关系着大众的安全，如果错漏了一个人，疫情就可能继续扩散，我们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一个个攻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在流调中，许德也会遇到非常感人的事情。他发现有些患者本身就是医疗工作者，在一线救治病人中自己不幸染病了，一旦病好了，无暇顾及家中的老人、孩子，又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战斗。

安徽省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科副科长徐艳龙：

小区门岗向我行军礼表敬意

“武汉的情况正在好转，城市也在逐渐恢复生机。”3月2日，记者连线采访了安徽省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科副科长徐艳龙。他告诉记者，他们作为安徽省第二批支援武汉的疾控队伍，共有14人前往武汉，分别负责环境消杀、实验室采样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根据当地防控工作需要，徐艳龙负责消杀工作。

“消杀主要是对重点场所（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住宅）进行终末或者预防性消毒，是切断传播途径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由疾控人员上门消杀，有的病人家庭不愿意上门被打扰，也可以发给他们药品并指导他们如何消毒。”

徐艳龙告诉记者，上门前和对方提前沟通好，到达后会对地面、墙面、桌面、门把手等地方进行终末消毒，像新冠肺炎患者的房间、厕所等地方会进行重点消毒。消杀前还需要对门把手、桌面、茶几、水龙头等物体表面涂抹采样，消毒完半小时后再进行采样，前后对比进行消毒效果评价。

消杀时，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背着几十斤的器械，有时候再爬个6楼进行消毒，基本上衣服从内到外全部都汗湿透了。

“听说我们是安徽来支援武汉的，大家对我们都十分客气。”徐艳龙说，他和队员上门消杀时，当地人对他们都非常欢迎。

一次，他到一户人家去做消杀，小区门岗是名退伍军人，得知他是安徽来援助的，给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表示敬意。徐艳龙非常感动，也向他挥手致意。还有一次，是刚来武汉时，他们将领到的物资从疾控中心用手推车拉到宾馆。正在过马路时，一名等红灯的私家车主看到了他们，把车子停在路边，主动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忙。“挺感动的，相信我们一起努力，武汉肯定会越来越好，疫情也会很快被战胜。”徐艳龙说。

“在疫情里，作为疾控人员，我们和医疗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对于患者来说，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我们就是可以依靠的人，对他们也是很大的安慰。”徐艳龙说。

2月23日，徐艳龙和队员一起来到武汉，如今已经工作一周多时间了。“亲眼看到武汉的状况在一天天变好，我们也更加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徐艳龙说。

徐艳龙告诉记者，随着武汉患者增加的数字越来越少，他们的工作状态比刚来时的紧张忙碌有所缓解。“最近几天，我看到马路上已经有环卫工人在打扫卫生，运送物资的车辆也多了起来，眼看着这座城市正慢慢恢复生机，一切都在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徐艳龙说，等疫情结束，他最想回家陪陪家人，特别是这次出发去武汉，二宝还在生病，“多亏了爱人和父母的照顾，回去后好好补偿他们。”

合肥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张小鹏：

武汉人的积极乐观让我感动

张小鹏是合肥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作为支援湖北的第三批安徽疾控人员，他和省疾控中心的其他队员一起从事武汉市武昌区新冠肺炎病人住宅终末消毒的任务。“虽然他们面对这么大的灾难，但他们的乐观精神令我感动。”昨天，张小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相信有这份积极乐观的精神，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张小鹏回忆，有一次他来到一位住户家中进行消杀工作，家里只有女主人在家。消毒工作需要在消毒前后分别采集消毒家庭的物表涂抹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病原微生物检测，用于评价消毒效果。在门外等待取样的过程中，女主人跟我聊起她家中的情况。原来她家一家五口，爱人、公婆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分别在方舱医院和定点收治医院，孩子被送回外公外婆家，家里现在只剩她一个人，幸运的是她未被感染。“本以为她会难过，没想到她很乐观地说，家人现在病情都很平稳，爱人也快要出院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家五口就能开心地团聚了。”原本开口想安慰她，张小鹏情不自禁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根据疫情的需要，张小鹏和队员的工作也在不断变化。他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队员有可能加入到流调队到病人隔离点或者方舱医院开展流调。“现在对病例的流调、密切接触者的管理和聚集性疫情的处理这三方面均要做到100%，而且要‘日产日清’。同时，消毒人员的采样也需要在对所有隔离的密接人员和疑似病例在24小时内完成采样送检，工作强度也进一步增大。”张小鹏说，他和队员们时刻做好迎战的准备。

安徽首批支援湖北疾控队

队长史永林：

对每一份标本检测结果负责史永林是安徽省第一批支援湖北疾控队队长，他们一行四人于1月31日到达湖北省仙桃市，主要从事新冠病毒肺炎的实验室检测工作。一个月来，他们每天和新冠活病毒“面对面”，可以说是查找病毒的“捕手”。

“我们带了一些实验所需要的物资，有两套正压呼吸头盔和400个N95口罩。”史永林说，仙桃市是一个有着156万人口的县级市，承担的标本检测工作量还是很重的，我们平均每天要检测几百份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要求实验室达到生物安全二级，人员做到三级防护。检验人员进实验室之前，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呼吸不畅的N95口罩，戴上护目镜和双层手套。“首先就觉得呼吸不畅、缺氧。”

一旦穿上这些装备，动作也变得比平时笨拙、迟缓。如果要形容这种穿衣感受的话，“就像穿着雨衣去蒸桑拿”。这样的着装，普通人估计一上身就会觉得浑身难受，而史永林和同事每天穿着它要工作12～16个小时。史永林说，根据操作规程和生物安全的要求，每次进入核心区需要两个人进去操作。

在整个检测过程中，最危险、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核酸提取，也是“最难受”的一步。核酸提取就是面对活病毒操作，必须在负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中进行。样品量越多，检测时间就越长，存在的风险也越大。

“实验室是24小时运转，我们实行轮班制，因为穿着防护服不方便上厕所，我们都严格控制饮水、进食。”每次实验结束，史永林和队友都是汗流浃背，护目镜在脸上勒出了一道道印痕，手也被汗水泡得发白肿胀。在问到跟病毒如此近距离接触，是否会紧张、担心时，史永林说：“不紧张，不担心，从SARS到手足口病、甲流，还有H7N9……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次重大疫情和操作过各种病毒，大家都能坦然面对。”

“虽然样本检测量比较大，但是我们不能有一点马虎，要对每一份标本负责。”史永林说，每当检测结果显示“灰区”，也就是检测结果不明确时，他们都会通过反复实验进行比对和分析研判，一个样本用三种不同的试剂做了重复多次实验最终得到准确的结果。

“你们深深诠释了天下疾控一家人、皖鄂一家亲的大爱之情，也深深感染了仙桃市疾控中心全体工作人员。”一个多月来，安徽省疾控中心的专家组承担了仙桃市2/3以上的标本检测任务，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扎实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仙桃市疾控中心的认可和感谢。

江石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刘旸叶晓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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