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团年的武汉家庭：这时候你才发现亲情之重

原创 余婷婷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这座城市的热情、坚韧、粗糙和市侩，都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但终归人不是孤岛，而生活又永远是悲欣交集的，大家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除夕之夜，我把此前长期屏蔽的群——“相亲相爱一家人”，置了顶。

撰文丨余婷婷

摄影丨尚飞

编辑丨王波 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1

我妈，一个像方方小说里的武汉女人，性子泼辣、直爽。腊月二十九那天，她决定给我大伯打电话，商量取消整个大家族在大年三十中午的团年饭。

我们家和很多湖北家庭一样，习惯在中午吃团年饭。我爸有一个哥哥，三个妹妹，往年总是一起过年。而今年，因为武汉封城，我滞留杭州；堂嫂则正怀孕，预产期正月初七，临盆在即。堂哥获悉，由于疫情发展过于迅速，为了防止感染，省妇幼保健医院已经不再接收孕妇。

团年饭取消后，堂哥立即收拾行李，开车带着一家人回到大悟老家，托人联系县城的医院。

我56岁的爸爸，爱热闹，嗜酒，眼下不得不接受这顿可能是三十年来最冷清的团年饭。

“这是你长30年，第一次春节不回家。你在杭州自己搞热闹点。”我54岁的妈妈在视频里对我说。

她坐在餐桌前，穿着黑底黄玫瑰花的居家棉袄，挂着红色围裙，两鬓的发根是白色的。桌子上摆了七八盘菜，莲藕排骨汤、凉拌毛豆、糍粑鱼，还有黄陂肉糕。镜头转向我爸，他指着桌上的五粮液，爽朗地笑着，“今天过年，我们开了一瓶狠酒。”

我家在汉口，普通家庭，爸爸是个体户，辛苦了三十多年，没赚到什么钱，但也没有委屈过我和弟弟余俊。无法回家和他们团聚，为了让气色好点，我打开视频前还画了妆。

我爸给我妈倒了半杯白酒，举起杯子，对着手机镜头说：“这就算团圆了。”

对他们而言，今年最大的慰藉，是余俊和妻子陈静如约返程，还吃上了这顿来之不易的团年饭。这顿饭几乎是“抢来的”。1月23日一早，我爸在手机上看到弹窗信息：上午10点，武汉将正式“封城”，离汉通道全部关闭。短暂地恐慌之后，我妈立即决定去菜市场“囤货”。一进市场大门，她发现附近的市民都在恐慌性抢购。菜价应声飙涨，多数青菜在20元一斤，一把蒜苗接近100元，仍然被抢购一空。

一位保安在门口拿着喇叭喊：“请大家戴好口罩，菜市场10点休市。”疫情发生以来，我妈第一次感觉“事情很严重了”。这和17年前非典肆掠的时候如出一辙——她曾半夜三点爬起来，和隔壁的阿姨一起去药店抢购板蓝根。

拎着莴笋、白菜、毛豆等蔬菜回家后，她仍不放心，立即戴着口罩，折返到小区门口的流动摊贩，买走了剩余的包菜和花菜。她盘算了一下，这些足够一家人吃到初七。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的“持久战”，余俊决定去采购一批感冒药。但小区门口人头攒动的药店，抗病毒的奥司他韦、感冒药、口罩等已在上午10点售罄。

我们一直住在汉口。2010年，我爸买下现在的房子。这几年，我爸和我妈的兄弟姐妹相继在周围买房。我妈形容，我回到武汉，沿着巨龙大道往西的每个小区，都有人留我吃饭。而这次疫情风暴眼中的金银潭医院，距离我家不过十分钟车程。我妈上班的地方，则在医院隔壁。

大年三十，武汉下着雨夹雪，阴冷潮湿。无事可做，困在家里的时间变得漫长而难熬，他们守着电视看了一整天《天龙八部》。除夕夜，我置顶了此前长期屏蔽的群“相亲相爱一家人”，逐条听群里50秒左右的语音，重复看表兄妹们发来的孩子的视频。按照守岁的习俗，家人依然一起等到零点，我爸还带着余俊下楼烧了点纸钱。

“祝群里所有的宝贝都能健康平安地长大。”新年来临那一刻，我妈在群里说。我哭了。

我爸和我妈都在大悟与武汉交界的农村长大。大悟是孝感市所辖的县，离武汉一小时车程。因为出过37位开国将军，大悟和临近的红安一并称为将军县。我妈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那一辈亲戚，差不多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农村到武汉谋生。

我和余俊在武汉长大，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所大学。他在珞珈山上与恋人相遇，从校服跑到婚纱。

这座城市的热情、坚韧、粗糙和市侩，都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

2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这应该也是多数武汉人的感受。

2019年12月30日，我在泰国清迈旅行，在微博上刷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心里一惊。集中爆发病情的华南海鲜市场，紧邻我的高中。周边小区密集，我不少初中同学和老师住在那一片区。

华南海鲜市场以前并不算市中心，近十年来，城市不断扩容，它才逐渐成为汉口的几何中心。尽管周边不断拆迁，市场仍保留至今。华南果品批发市场和海鲜市场隔了一条铁路，正对着武汉一中的大门。我们的教室在五楼，从窗口每天都能看到车辆进进出出，火车轰隆隆从楼群中穿过。每到春节，我爸总会去买几箱冰糖桔。

疫情暴发前，没有武汉人认为这种城市格局不妥。汉口是商业重镇，熙攘的汉正街就坐落在城市正中心。它们存在太久，我们就习以为常。

最先感知到疫情的人是我叔叔，他在市场附近当快递员。“先是看到新闻，然后公司开始警觉，派发了口罩。”不过，这个口罩戴了半天就被他扔了，因为“路上没有一个人戴”。他一直工作到1月16日，随后离开武汉去了安徽，“直到那时候，市场周围也一切如常，大家都在办年货。”

1月20日以前，身在武汉的家人都觉得“这不是个什么事情”。“知道，新闻里播的，就几例，不传人，武汉一切正常，没人戴口罩。”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1月18日以前，我妈仍然每天挤公交去金银潭医院附近上班，公交车上几十个人，站都没地方站。医院很安静，有救护车进进出出。而我爸在元旦后停止工作，每天和附近的朋友一起打麻将。

最警觉的是在香港读博士的余俊。肺炎被查明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那天，香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在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被SARS支配的恐慌蔓延开来。人们涌入药房、屈臣氏抢购口罩。很快，海外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余俊将各种中英文新闻截图发到群里，提醒父母注意。

“电视上说他们都被隔离了，传染性不高。”1月中旬，我妈打电话告诉我。那几天，她和我爸还回过三次老家，参加了几个乔迁、满月的酒席，给农村的房子添置了沙发。“就你们大惊小怪，武汉人山人海，啥事没有。”她强调。

不过，挂断电话，她在群里嘱咐我们“多穿衣服，感冒发烧就得检查了，身体很吃亏”。2003年非典期间，余俊突然发烧，经历了严格的抽血化验、隔离诊断。我妈觉得这个过程很“吃亏”。

确诊人数很长时间没有增加。他们更强烈的感受，是日益浓厚的春节氛围，路灯上挂了红灯笼，商场里重复播放着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我爸腌制了腊鱼、腊肉和香肠，还跑去海澜之家买了一身新衣服。我从网上订购了两箱葡萄酒。陈静的弟妹和妹妹都在2019年生了宝宝，准备过年摆满月酒。为了家族里接二连三的喜事，陈静和余俊买了1月21日回武汉的票，提前三天回家。事情急转直下，是从1月19日开始的。那天，钟南山到了武汉。一份钟南山的行程表在微信群里流传。初中群里，一位同学@语文老师，“2003年，李老师让我们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钟南山，17年后，他居然为了我们华南海鲜市场来了武汉了。”

那两天，武汉市的确诊人数突然增加了136人，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我感觉不对劲了，立即上网给家里买了N95的口罩。

1月20日，钟南山披露“14个医护人员被传染，肯定人传人”。疫情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狐疑，这是不是第二次“非典”。上午10点，一位武汉的朋友已经到杭州东站，现场退了票。“带着孩子，我怕了。我妈怨我也没有办法了。”她说。

我爸妈开始感觉紧张。“要不你和余俊都别回来了，等开春了回来看樱花。”她给我打电话时，语气里充满失落。不过，她仍然告诉我，“小区里很多孩子满地跑，湖边的广场舞也照跳，并没有人特别紧张”。已经在安徽的叔叔，也在微信上问同事，得到“路上一半人戴了口罩”的回复。

那一天，香港已经宣布密切监控武汉飞来的航班。担心余俊返程受影响，我劝他留港。“我还是回去吧，退一万步，还可以帮爸妈搞防疫。”他沉默了片刻，平静地说。“戴钟南山同款口罩，没事的。”他安慰我。余俊（左）和陈静（右） 图片由作者提供

3

如同堤坝溃败，蓄积的洪水突然漫入城市一样，在家人们的感知中，武汉疫情后来的恶化速度，似乎是以分钟计。

1月21日上午10点，余俊先去见了导师。导师告诉他，他老婆是湖北随州人，几天后，他计划带家人从香港直接飞回家。临走前，导师提醒他戴口罩，注意安全。余俊跟往常一样从西贡出发，坐巴士转地铁，从福田口岸出关，再乘坐地铁4号线到深圳北站候车。离港前，他去了屈臣氏，发现人们整筐整筐地买口罩，N95已经售罄。他买走了最后的4盒普通口罩，又去药店买了一些感冒药。

在开往武汉的高铁上，余俊戴了两层口罩，其他大约一半的人没有任何防护。考虑到公共交通更容易传染，晚上八点半，我爸妈坚持开车去武汉站接儿子。群里的氛围立即紧张起来。经过商量，我们让父母待在车上，余俊走到停车场，更换新口罩再上车回家。

晚上11点半，陈静从北京坐高铁到汉口站。他们再次去车站迎接她。路过华南海鲜市场，我爸指给余俊，“喏，就是这里。”市场已经封闭，只看见蓝色招牌。当晚的汉口站，人潮如织，和往年春运没有太多不同。广场上灯火通明，许多等车的人仍然没有戴口罩。12点多，他们全部到家。

1月22日，疫情已经极速恶化。我爸妈依然带着儿子儿媳返乡祭祖。农村当时没有任何警觉，绝大多数村民刚从武汉回来，没有人戴口罩，走亲戚与聚餐照常。电话里，余俊和我聊起对武汉周边农村防疫的担忧，它们几乎在“裸奔”，一旦病毒扩散，几乎是灾难性的。

下午两点。我在武汉的高中同学突然在微信上惊慌地问我：“木木发烧了怎们办？38.6度。”木木是她三岁的儿子，2019年已经因为肺炎住院两次。“两天前我带她去汉口我妈家吃过饭。”她很惊惶。“不管怎样，戴好口罩去医院。”我回复她。

她随即跟公司请假回家，和老公一起带孩子去最近的亚心医院。这家位于沌口的定点医院，人并不算多。医生告诉她，木木感染了甲流和肺炎，并非新型冠状病毒，但仍建议去金银潭医院住院治疗，“亚心医院床位已满，不能收治”。她打电话过去，接通的值班人员告诉她，金银潭也已经满了，劝她去发热门诊。

无奈之下，他们驱车去了协和西医院。经历了挂号和漫长的排队之后，这家定点医院仍以床位已满为由不收。“医院现在都不救人吗？武汉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她在电话里带着哭腔。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她第一次感觉慌乱和绝望。“你打市长热线投诉，不行找媒体投诉。去省妇保看看？”焦躁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她的医生朋友建议她去儿童医院碰碰运气。

下午五点多，她终于在儿童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他们也可以拒收，接诊的老医生心善。”她说，“武汉已经“兵荒马乱”了，你别回来了。”

我立即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们，事情可能很严峻了，建议他们到杭州来过春节。“我们可以不接触任何人，直接到医院先做筛查隔离。”我说。他们已经从农村返回武汉。“现在全国哪里人都看武汉人是恶狗子，我不去杭州。”我妈在视频里说，连连摆手。“陈静的父母都在湖北，她也不可能走，我就更不可能走。”余俊强调。

第二天凌晨两点，武汉宣布封城，进入“战时状态”。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想去汉口火车站碰碰运气，一排持枪的士兵对他进行了劝返。

“我在武汉三十多年，从没有遇到这种事。”我爸很困惑。封城的举措、飙升的感染人数、社交媒体上的小道消息，混合成一种粘稠情绪，既迷茫又恐慌。原本计划得满满当当的家族聚会，在除夕前一天全部取消。

当天，所有从杭州发往武汉的高铁、动车、航班都已经停了。我试图购买从上海飞往武汉的航班，支付之后系统自动退票。

我回不去了。4

万幸，家族里的亲人、朋友，暂时没有人出现不适。我爸说这是一场发生在微信群中的疫情。大年三十晚上，我妈在视频时调侃我：“武汉现在是战地了，你回来可以实现当战地记者的理想。”

战场终于在除夕也延展到了老家大悟，村里开始宣传防疫。村干部每天敲着锣，拿着喇叭劝大家不要聚会，不要拜年。出村的路口，都设有检查站，量体温，询问病史，阻止村民走动。

在这种安静地有些压抑的氛围里，我妈有一丝窃喜。她漂泊在外的儿子终于可以长时间在家陪她，每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早中晚餐，一起追剧。

正月初一晚上，我爸告诉我，我们家小区东边，救护车来拉走了一个人。“潜伏期那么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上。”余俊说。“我们小区这么大，一两个病人不是很正常吗？”我妈宽慰大家。

“你也别说你是武汉人，免得有人报警抓你。”她转过身对着镜头说。

一些令人感觉慰藉的故事也在我们身边发生。一位毕业于武大医学院的朋友，以个人名义在微信群里筹措了3万元，找到一家口罩生产厂商，订购了一批KN90的口罩。因为进武汉的包裹限制在3公斤以内，这批口罩被拆分成七八个小包裹；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在汉口做建材生意，大年三十晚上，他公司的司机自愿去咸宁托运给医院的口罩；同门师兄新婚的妻子，是同济医院医生，怀孕不久，此前一直喊累想辞职，疫情发生后，她再也不提，每天去医院上班……

更难熬的尚未到来。“如果十天半个月甚至更久不能出门，那就蛮难了。”余俊坦承。2019年下半年，他经历过城市漫长的交通瘫痪和学校停课。他的同学中，有人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在自己身上挠出一道道血痕。

按照最新的规定，在武汉，私家车也不能开了。小区有人确诊之后，湖边散步的人越来越稀疏。每天天空都是灰蒙蒙地，飘着冷雨。我爸觉得憋闷的时候，就去阳台抽烟，对着窗外的树发呆。余俊的剃须刀电池没电，一直不敢下楼去买，据说附近商场有确诊的患者。疫情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封城何时可以解禁？一时半会儿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每天确诊人数仍在攀升，划出一条陡峭的曲线，身处暴风中心的汉口，他们将如何熬过未来的日子？暂时也没有答案。

几天前，我和朋友聊起“非典”。当时他在天津上大学，学校停课封校。最难熬的日子，他和舍友做了6只风筝，各自写上自己喜欢的女孩的名字。有一天，他还在空荡的操场，看到一对情侣。他们隔着栏杆，摘下口罩亲吻。

人不是孤岛，而生活又永远是悲欣交集的。

期待樱花盛开时，疫情平息，我可以摘下口罩，回到生我养我的城市。早晨醒来，趿着拖鞋下楼，去到小区门口的早点摊，“拐子，来一碗热干面，再搞碗蛋酒。”边吃边赞叹“蛮好喫”。

我们一大家人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大年三十下午，堂嫂感觉有些腹痛，堂哥送她到县城的人民医院住院待产。家庭群里，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到来。我妈打出一行字：“小庞不要怕，有医生在，你们一定会母子平安。”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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