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经过这般大起大伏,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1915年夏,36岁的陈独秀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

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地背道而驰了。

更名《新青年》,使《青年杂志》更加名声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有一家中档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的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住在64号房间的旅客。

“他还没起床吧!”茶房对来人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

64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1916年11月26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

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11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旗,于1904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此人名叫蔡元培。

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正在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

应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才气的,当时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1904年12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那时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只是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

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他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

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

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嘎吱一声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

“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道出来意。

“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26日上午说过的话。

“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难解忧。”蔡元培真诚地说道。

沉思了半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

“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

“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

“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来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

“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迫问。

“胡适先生!”陈独秀道。

下期看点: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从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刘半农因无高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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