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星翼谈环境、河流与城市边界

审视不同的城市边界，会看到城市的各种理想。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边界，所指的是对应行政级别的管辖范围，以及城市建成区、增长边界等。实际上，结合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大城市正在联通更多周边城镇，其影响力的边界正在扩张。而在现实的城市运作中，城市网络可能并不依附于空间存在。另外，边界有时意味着最为活跃的生态系统，比如河流。而人们也时常体会到由社会分异或权属而生的边界感。

如何看待这些城市边界？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等，未来这些边界将如何演变，以何种方式存在，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又可以由此而做些什么？我们希望，通过BMW卓越城市讲堂，带来一场头脑风暴。8月27日上午9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澎湃新闻、宝马中国联合主办的这场思想讨论活动，将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举行。报名二维码见文末。

行政的边界容易划定，但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地区往往需要携起手来，共同面对身边的环境问题。治理河流和空气的污染，如果最终只有邻避行动的胜利，那远远不能算真正的成功。长三角的空气与河流的状况如何，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的问题，各方应该如何协作？以下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戴星翼的分享。

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史阳琨拍摄于上海。

澎湃新闻：城市边界以多种形式存在。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格局之下，环境治理的边界要如何协调？具体来说，江南整个就都处在太湖流域。对隔着一条河流的两地而言，这条河流往往是它们的行政边界，但又是需要共同治理的生态系统。戴星翼：经济的一体化，是要交给市场的。上海与周边小长三角地区，在经济上的一体化做得已经很好，城市之间交通便利，来往频率很高。现在，还要做好基础设施一体化、环境保护的一体化。做好这两点，政府的责任也就尽到了。

从大气来看，我们都应该看到，环境在变好。尤其是，上海的空气质量在改善。十二五期间，上海对23座火电厂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使得烧煤的火电厂比烧天然气的发电厂的排放都低。这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超低排放技术，在世界上领先，可以和日本相提并论。去年，联合国环境署给外高桥三期电厂颁发了一块奖牌，以表彰其热效率与低排放这两个指标达到的世界最顶尖水平。

上海位于海边，主要刮东风。大气质量的主要威胁来自江苏和北方。一旦刮西北风，就比较麻烦，这称作“输入性污染”。江苏省也在努力整改，强化环境管理与规制。从根本上讲，化工厂总归是化工厂，达标排放依然是排放，彻底变好还是很困难。沿长江上海到南京这条线，问题更严重一点，大概有两百多座电厂。苏州经济总量能排在北上广深后面，排在第五位，力压重庆这样的直辖市，靠的就是重化工业。只有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不停地强化环境管理来提高空气质量。浙江有一个环杭州湾重化工业区。当然，上海的大量化工厂也搬迁到杭州湾。这还要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调整，慢慢改善。

从水体来看，太湖盆地的海拔低于长江沿岸，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现象。历史上，黄河水通过大运河，部分进入长江，造成了较大的泥沙量。受到海潮顶托，大量泥沙堆积在长江两边，形成了沙岸地貌。沿江的海拔大概六米，而太湖盆地的海拔大概四米。

这样问题就来了，这里是一个水洼地区。这里地势低洼、河流密集、水流缓慢，有一万多座水闸。而水体净化能力依靠水量和水速。这就意味着这个地区水体消化污染的能力弱；再加上，这里人口密集，城镇化程度高，农业工业都高度发达。因此，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由人口、经济造成的环境压力甚于太湖地区的地方。

因此，太湖区域在宋朝时经济就很好，同时环境问题也一直存在。总体说来，这里的净化能力是相对弱的，人类加给太湖的污染压力又是极其沉重的。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太湖流域的水污治理就更难了。

太湖流域的水治理，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关心的。但太湖流域的水环境要得到根治，还要50－100年的战略视野。首先，要进行产业调整，提升企业的技术工艺水平，同时对污水进行直接治理；其次，要进一步强化城镇化趋势，让小城镇更为紧凑，人口更为密集，在这个基础上，再普及污水治理措施——同样的污染，越分散越难处理。江浙沪在太湖流域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把农村的污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城镇的污水处理厂处，即截污纳管。

澎湃新闻：淀山湖正好处在两省一市的交界地带，对上海来说，它是水源地之一，对其旅游开发利用的呼声也很高。这两者之间，是否会产生矛盾？

戴星翼：江苏那一带开发力度比较大，建立了大量别墅区。这对淀山湖生态不太友好，再者，吴江的纺织业、印染业也是有污染性的。这么多年以来，为保护淀山湖，上海没少和江苏产生一些冲突，双方就一直在不断商谈。总的来说，淀山湖保护得还是算好的，水质保持地表三类水。近来，江苏方面对于生态还是努力的。

若淀山湖要进行开发的话，保护的重要性要大于开发，不要急急忙忙开发。不仅是淀山湖。吴江、嘉善与青浦这三个区县，都是湖泊最密集的地方。这是江南水乡最精华的部分，一定要在保存好水乡文化、水乡特点的基础上，再加以利用。

上海的水源，其实主要是青草沙水库。青草沙在长兴岛北侧，面积与长兴岛差不多大。这里有长江拦蓄下来的水。上海居民中，约有2000万人口依靠青草沙的水源。还有几百万人口是依靠松江的水源。松江的黄浦江上游有条支流拦路港，是通往淀山湖的。

所以，淀山湖对上海，水源地的意义相对不那么重要，其重要意义在于保留了一块净土。整个淀山湖加上青浦西部，有200多平方公里。这块区域，上海很早就确定了，是不允许过度开发的。

但在我看来，开发也不是不可以。把当地人引导出来，进一步减少青浦西部人口的密度，将环境容量腾出来，再进行开发，慢慢发展成旅游度假区。这对发展和保护都比较有利。现在，老百姓在那里的收入很低，因为那里不允许很多经济活动，青年人都来市区上班了。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提供一些关于湖泊与河流治理的案例，可供当下借鉴？

戴星翼：新安江流域，上游是安徽黄山市。下游的浙江要求上游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因此提供给黄山一个亿的生态补偿。但其实未必就那么值得推广。因为安徽黄山市的经济不好，本来就没有工业，老百姓外出打工，人口大幅度减少。在这种状况下，环境自然保护得很好。

农业污染还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面源污染。如果要学习日本科学种田，让化肥不流失，就得中国整个农业有一个大的技术进步。农业科技普及需要花很大力气，关键是要重视起来。中国农业每年使用7000万吨化肥，流失率大概是40%，将近3000万吨化肥流失到水里去了，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

澎湃新闻：环境治理，包括大气、水体、固废处理等，有哪些行政上的条线边界，是需要打通的？可否请您举例说说。

戴星翼：就生活垃圾分类而言，目前湿垃圾的堆肥没法用在农田，肥料是需要农业部门认证的。现在倡导用在绿化带，但是垃圾运输、处置都是企业化的，绿地的养护也是企业化的，这就需要企业之间制定相应的合同，需要政策保障。比如用到林地，那么林地养护单位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增加，这就很难推动了。堆肥产生的腐殖质是好的，但是怎么样用还没解决。堆肥应该是个方向，但是目前还没有体系化。

而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的排放处理，异地合作的必要性比较一般。因为，越具有可扩散性的污染，异地合作就越有必要。而固体废弃物异地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地区之间的合作空间也就较小。将自己的垃圾交给别的地区处理，理论上虽然可行，但容易激起社会的反感。所以，垃圾处理处置还是要立足于自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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