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外一篇） 许辉

许辉，安徽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作品获多种文学大奖，翻译成英、日等文字。

我做事容易上瘾。做什么事情都几乎是这样。上瘾的那一阶段，几乎控制不住。比如小时候喜欢下乡，没事就和小伙伴们出城跑下乡了，这村走走，那村串串，和田野作物亲密接触接触，再回到城里来，就过了瘾了，就安稳了。我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又喜欢在大夏天毒热的太阳下光着头在城里走路，在乡村走路，在城里打篮球，在乡下钓鱼钓黄鳝，在江河湖汪里游泳，叫太阳晒得蜕掉一层皮，好了，过了瘾了，就安稳下来了。后来我又喜欢一年四季走河流，过一段时间就要步行，或骑车、乘农客、乘人力车、蹭车、自驾，去淮河干流、淮河支流，或其他河流湖泊附近走一走，看一看，记一记，冬天蹅着泥水霜雪，夏天冒着高温酷暑，走过了回来，一段时间里就过了瘾了，就安稳了，自在了，老实了。后来又喜欢打麻将斗地主，常常与友人打得昏天黑地，不晓晨昏，打过一次，那几天就过瘾了，安稳了，老实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后来又喜欢养花植草，有那么五六年，隔两天不去花市，不买些花盆、花草回家，心里就浮躁得要命，就必得去一趟有花草的地方，哪怕是大山里，哪怕是城郊、小县；那时经常把巨大的花盆、巨大的花木果树、巨长的毛竹想方设法扛上没有电梯的七楼和八楼；经常在大街上碰到热心路人看我歪歪倒倒骑自行车带着不对称的大花盆，怕我连人带车摔倒，于是呼着喊着跟在后面护着；还有一次我骑车扛着两三根四五米长的毛竹东倒西歪经过十字路口，老警见状赶紧招呼别的车停下让我先过去；如此一来，就过了花瘾了，就能安稳几天了。后来我又喜欢开车，三步近也开车，五步远也开车，只要上了车，心情立刻就放松了，就快乐了，就开阔了，休闲放假时开着车辗着冰翻秦岭、涉黄河、跑太行山，和太太天天边驾车赶路、边在车里狂吃符离集烧鸡、高滩青萝卜、卤牛肉、卤鸡肫、焦叶子、蚂蚱腿、大苹果，度过了无数个美妙的好时光。

写作也是这样，写一本书，写上瘾时，停不下来，也不想停下来，一个人躲在一个僻静处，三五天不出门是常有的事，有会议，有活动了，或饭菜吃完了，就开了车回城，会议结束，或活动结束，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不管是夜晚还是凌晨，带上媳妇专门为我烧好的饭菜，带上书籍、报纸、零食，立即启程前往乡镇的小屋，继续写。这几年更一直如此这般，半夜三更来往于湖畔野外，变得正常而日常，经常在上半夜见到一二十公里长的荒无一人的湖畔停着谈恋爱的私家车，他们也不害怕；在下半夜除了见过一些一窜而过的小动物外，甚至见过一群一群中学生打着小旗在毅行。写这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的那几篇长文时，我也是这么上瘾，这么“赶”的。半夜活动结束后回城里的老房子，凌晨一点多带些饭菜前往四十公里外的湖边小屋。那条路已经走过无数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已经快到小镇了，过警察设在路上的天网强光灯时，我还清楚地想到，前面很快就要转弯了，马上就要到了，可就在这一瞬间，眼前恍惚有一个小动物跑过，等我在剧烈的撞击和强烈的刺激气味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车已经撞到路边的路灯柱上了，安全气囊全部打开了，好不容易从刺鼻呛人的车里脱身出来，看看车子，已经撞得面目全非了，但我除了手上有一点点擦破外，倒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后来再去现场看，觉得十分惊险：事故现场有两个粗大的金属杆，一个是交警安装的标志杆，一个是路灯杆，两杆之间距离仅有十多米，当时如果直接撞在这两根金属杆的一个上，后果肯定非常严重，但不可思议的是，车子是从两杆之间那十多米的空档里斜着冲进去的，好像是事先选好了角度似的，先撞到有弹性的灌木绿化带上，再斜着弹出来撞到路灯杆上，想想那车速，真是无言以对了。

这或是那一小段时间里集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吧：一位好友突然去世了；又一位好友毫无征兆地在办公室去世了；城里的新居处刚刚吃了开伙饭，以后恐怕就不能一心一意地住在老城的房子里了；在大别山开车时车速很慢却完全想不到和前面的一辆车有个轻微的追尾，真是匪夷所思；一个会议工作餐上我的牙齿突然被一粒碎砂崩裂，疼痛难忍，多次去医院才解决问题；下大雪时妻子董静莫名其妙摔了一跤，把门牙磕破了；湖岸边我那个小书房，此前有一次我到那里去，发现阳台上有一些凌乱的黑色羽毛和灰色绒毛，起初我没在意，但后来我意识到在我不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可能发生过一次生死搏斗，也许是一只猛禽在阳台上攻击了一只夜宿在阳台上的小鸟，也许是一只猛禽捕获了一只小鸟后落在了阳台上。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与我当时正在写的这本书里第一辑里的几篇长文的调子都是类似的。或许真有心灵感应一类事物的存在？生与死真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过，当我们想想老子、孔子他们都早已不在了，但他们都还活在《论语》《老子》里，我说的是这种生与死，那我们就一点都不觉得生与死有什么特别或特殊的了。

当然，《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到第二辑那些以春天为主的篇什时，一切就慢慢都改变了，调子也很快变过来了，变得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春风浩荡了。真要感谢天地的运作和万物的依序更迭呢！老子和孔子他们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了，只有我们还懵懂无知呢。春、夏、秋、冬永远都会次第而来的。我们永远犯不着为天地发愁哩。

（本文为许辉最新散文集《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后记）

我们的生活里总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

儒家的习惯和道家的思想似乎很难破掉。比如我们小时候总是被大人教育嘴要甜，要知道叫人，大姨来了，如果你只知道傻笑一笑，却一声不吭，那从大人的角度看确实不好，觉得这孩子肉，不乖巧，于是也自然而然不讨人喜欢了。长大了也一样，如果在单位见到领导，只对他傻笑笑，却一句话不说，领导心里也犯嘀咕，觉得这人不太容易交心。因此嘴甜招呼人，在儒家生活中就永远是好习惯、好品质。另外，从我记事起，我就记得春节要放鞭炮，正月十五要点灯笼，灯笼有纸糊的，有面做的，面做的就是用豆面做一个中间有凹坑的馍，往面坑里倒些棉籽油或别的食用油，里面放一根灯芯，点上火，就成一盏面灯了，晚上小孩子捧着它上街，街上到处都是人，都是灯。灯还有纸糊的，有的大小孩子“坏”，见到小小孩拎着个漂亮的纸灯，就大惊小怪地指着灯笼下面说，有蝎子！有蝎子！小孩都怕蝎子，小小孩一听几个大小孩大呼小叫地指着自己的灯笼说有蝎子，要么吓得把灯笼一扔，灯笼就烧起来了，要么把灯笼翻过来看，灯笼也烧起来了。小小孩气得大哭，喊大人来给自己撑腰，那些大小孩却早已钻进人缝里不见了。

在家里吃饭或在外面吃饭都有许多讲究，吃饭时家里年长的不动筷子，晚辈不能先吃；家里人没到齐要等一等，一般不会还少人就开饭；吃饭就是吃饭不要多说话，说多了大人就会吵，当然大人自己也不多说话；吃菜时不能在菜碗里挑来拣去，这是最惹人厌的恶习，碰到小孩子在菜碗里挑菜拣菜，大人就会一筷子敲过去，要么敲在小孩的筷子上，要么直接敲在小孩的手上，叫小孩疼得长点记性；吃菜时还最好不要对自己喜欢吃的菜连续下两次以上的筷子，如果真喜欢那种菜，也得稍稍间隔一会，再来下一筷子，如此则显得吃相不贪；筷子不能直竖着插在饭碗里，说那是烧香祭奠的样子，不吉利；吃过饭以后筷子放在碗上不能直对着桌子另一边的人，正确的做法是要么放在碗上不直对着桌子对面的人，要么不放在碗上而是直接放在桌子上，表示自己吃好了，不会再用已经直接放在桌子上弄脏了的筷子了；吃饭时不能用筷子敲碗，因为只有叫花子要饭时才用筷子敲碗引起主人的注意；吃鱼时这一面吃过了要吃另一面，而一个人用筷子又不容易把另一面掉到上面来，这时请人帮忙，就不能说把鱼翻过来，而要说把鱼正过来，我太太曾经告诉我这是酒店员工的必备知识，这一习惯据说来源于船上的渔民，在大海上捕鱼翻船了总归是大家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不过所有的传统和习惯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道德环境和生活环境。比如吃饭要老老实实坐着吃，只有要饭的才端着碗到处跑着吃，但端着碗到处跑着吃却是孩子们的最爱，端着碗跑到邻居家，一边吃一边和小伙伴说着话，那才叫爽。另外，因为正在饭点上，那家也在吃饭，还有自己家没有的糖醋排骨，于是一边心不在焉有一口没一口地扒饭，一边口中流涎地呆呆盯着桌上的大菜，那家大人又不傻，不给你夹一块才怪呢。在农村也经常端着碗到处跑着吃，一顿饭从庄东吃到庄西是常有的事，春耕春种时节时间紧张，生产队的队委们都是端着碗到处吃，吃到哪家就从哪家碗里夹菜，一顿饭吃过，一天要干的农活也都安排分配好了。我们在农村插队时常常端着碗到处跑着吃，这家说说话吃两个煮红芋，那家说说话夹一筷子凉拌萝卜丝，一顿饭吃得极其丰富多彩。蹲着吃饭已经不雅，如果是蹲在门槛上吃饭就极其不雅了，可在春暖阳明的中午，捧一碗岗尖岗尖的大米饭，岗尖上垒三两块腌得发红的蒸咸鸭子，或捧一块刚出锅甜丝丝的红芋面喝饼子，喝饼子上堆着岗尖岗尖一堆辣得嘴疼的辣椒茄子丝，蹲在暖阳高照的门槛上吃，边吃边跟左邻右舍同样在吃的邻居说些家长里短，那种世俗的暖意也是常人抗拒不了的。吃饭不说话早就不可能了，现在有工作早餐，工作午餐，晚宴聚会，人们反而正是要利用吃饭的这样一种形式、这样一个平台，来完成人情的来往、商业的谈判、礼仪的到位。当然孔子的规矩只是针对家庭吃饭的现场的。可时代变化了，人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同时回到家里，最好的交流机会还是在饭桌上，不说话怎么行？不但要说话，有时候还滔滔不绝呢。喝汤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来，发出声音来就被认为没教养，可是我们自己试验一下，当我们已经饥饿难耐时，面对一桌美食，我们如果能吃得吧叽吧叽的，能喝汤喝得呼啦呼啦的，是不是觉得最过瘾、最享受、最快乐？没有规矩约束的粗俗生活是每个人都最愿意去享受的。

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成熟到顶了就发生某种形式的崩溃，崩溃之后重新组织整合，再由不成熟到成熟，成熟到顶了再发生某种形式的崩溃，不断循环下去。文化也是如此，所有的文化都是由粗陋而逐步精英化进而导致衰亡、再从一片狼藉中粗陋新生再精英化再衰亡新生，这样的过程循环不已。中国历史正是如此，当社会发展成熟到顶点后就发生周期性崩溃以致改朝换代，再重新组织整合后逐渐走向高峰，如此循环不已。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包括习俗等总是有所滞后和惰怠的，因此社会的管理层更迭之后，有形的文化例如建筑、食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有些遭受破坏而被筛除、淘汰，大部分则保留下来供人们继续生活。无形的文化例如习俗、规矩、好恶、有些会被汰除而有些会被保留，成为我们当时生活的守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正是中华文明千百年筛选后的保留思想项目。

我们曾经自愿地、或者有条件地、或者不得不地接受过许多外来思想文化，现在，这些“外来”的思想文化都去哪儿了？你说它们存在吧，它们似乎并不明显存在，中国还不是两千多年前老子们、孔子们在《老子》《论语》等典籍中给我们规定的语言、道德、世界观、生活观？你说它们不存在吧，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旗袍？我们为什么不排斥慈悲、情怀这样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会去吃西餐？我们为什么要倡导理性和科学？我们为什么能如此熟练地使用冰箱、电脑、飞机？我们看不见它们时，就当它们不存在，我们看见它们时，才知道它们一直都存在。有形的庙宇呀、老宅呀，牌坊呀，在社会的周期性变革中可能会被拆除，但生活习俗、生产习惯还都变着法子延续着，当然那些能够延续下来的，也已经是经过洗礼、经过改造的生活习俗、生产习惯了。

（本文选自许辉散文集《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点点孔子和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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