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绍兴人

●陆冬冰

母亲1929年生于绍兴，3岁时妈就去世了。我外公在上海中棉织染厂做工，只好把她寄养在亲戚家。那个被母亲称作表姑奶奶的人，虽然吃斋念佛，却不善待我母亲。母亲干活、挨打是常有的事，只要外公寄来的生活费迟到几天，就让我母亲饿肚子。外公每次从上海回来，看到她总是脏兮兮的，身上有时还有伤痕，不免伤心落泪，可又实在没有办法。7岁那年，母亲实在忍受不了那位狠心表姑奶奶的打骂，回到自己空无一人的家，找出一床破棉被蜷缩着。好心的邻居给外公写信告诉了一切，外公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她带到上海一起生活。日本人轰炸上海时，为躲避战乱，外公带着母亲又回到绍兴住了一段时间，待时局稍微稳定，又返回上海到工厂做工。这次离开绍兴后，母亲就没有回去过了，那一年母亲12岁。

外公在工厂做工收入微薄，在上海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还不到十岁的母亲经常到工厂附近，捡些没有烧尽的煤渣，跟别人换点米。冬天的上海阴冷得很，母亲手冻破了，还在废煤堆上扒拉着。有时侯也躲过日本人，在外国人的租界里倒腾一点米出来贩卖。有一次在日本兵的哨卡遭到盘查，不仅米被没收，还被日本人的狼狗咬了，母亲腿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痕。

母亲12岁再到上海时，开始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做丫鬟，给人带孩子，侍候太太，端茶递水倒马桶，吃的是主人剩下不要的食物，挨打受骂也是常有的事。大约过了两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主人叫我母亲出去买豆浆，母亲因为没有雨鞋没法外出，回了一句嘴，被主人赶出来了。后经外公工友介绍，母亲来到一个姓李的商人家做佣人。这位李老板是安徽来的，好像是做中药材生意。母亲16岁那年，李老板一家要回安徽，要走的头一天晚上，老板娘讲要把我母亲也带走，我母亲不舍得离开外公，又听说安徽人好凶，餐餐要吃辣椒，怕得要命，死活不愿意去，老板娘就揪着我母亲的头发打。第二天早上，没有与我外公打一声招呼，强行把我母亲带走了。母亲哭着喊着，还是被拖上了黄包车，拉到火车站。火车经南京、芜湖到了湾沚，再一路步行，最后到了宣城一个叫杨柳铺的小镇上。在这里，除了东家之外，母亲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

后来东家做主，让同在他家店铺学徒的父亲与母亲成了亲。我的父亲是江苏启东人，命也苦得很。7岁死了娘，祖父当时在上海法租界祥茂公司开车。日本人打到上海后与祖父失散了，父亲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孤儿，漂落到这位姓李的商人家做帮佣、学徒，和我母亲一样被带到了安徽宣城。

父亲母亲成亲时，东家给了一床被子，一口箱子，一张旧桌子，一口缸，两把竹凳子。他们借用了人家一间不用的茅草屋，用3块木板支了个床，用几块石头支起铁锅烧饭，算是成家了。

可怜我的外公，世上唯一的亲人被人偷偷地带走了，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发疯似地寻找自己的女儿。

那一年正月初二，街上在舞狮子，母亲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听人说来了个外地老头，背了两个大包袱，讲话也听不懂，好像在打听什么。母亲透过人缝看到这个老头时惊呆了，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阿爸吗？父女俩抱头痛哭，街上的人无不唏嘘。外公讲他是第二次到这里了，第一次来因为言语不通，没法与人交流，没有找到母亲，回上海后再次打听到确切的地址，并得知母亲已经成亲了。他给母亲打制了一对金耳环，做了一床新棉被，将工厂用来抵作工钱的布、纱统统都带来了。在那个交通信息不便的时代，外公吃了多少苦才找到这个地方啊！

团聚几日后外公回到上海，还在工厂做工。毕竟60多岁的人了，也不能在工厂长久做下去，又思念女儿，他在上海租好了房子，买了几件简单的家具，托一个熟人照看着，再次来到安徽，并动员女儿一家回上海生活。这时我的大姐刚刚出生，母亲也不能长途远行。等过一段时间父亲一人先回上海时，发现家具被那个熟人弄走了，原先租的房子也给退了，上海实在是没有安身的地方。无奈，外公只得在安徽宣城与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离世，客死他乡。

新中国成立了，政府给这个外地来的一家4口人分了田地，一间房子。由于母亲是贫苦出身，“贫协会"的一帮人天天动员母亲出来工作，控诉李家剥削压迫自己的“罪行"，还要我母亲当妇女主任，可母亲是个厚道老实的人，觉得李家除了把自己强行带来安徽这件事之外，其他的还说的过去，就不愿意按照“贫协会"要求的去做。“贫协会"的人来找她时，她要么躲起来，要么谎称孩子生病了不能离开。见我母亲实在扶不起来，那帮人也就只能作罢。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这位姓李的人家感激我父母，把我父亲当“干儿子"，两家也就成为亲戚。这也是我们一家当时在安徽唯一的亲戚。

由于分的田地离小镇很远，父母亲把家从小镇上搬到离田地很近的一个叫施湾的小山村。虽然是贫苦出生，可他们一点农活都不会干，没有柴烧，又不会砍柴，母亲拿着刀一根一根地割……是好心的邻居们帮衬着，手把手地教会了父母干农活。

母亲一共生育了8个孩子，第一个女儿在7岁的时候因病夭折了，我的哥哥也是母亲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拖拉机手，长得清秀又有文化，好多姑娘都在追求他。22岁那年村上一户人家因雷电失火，他在去救火时也被雷电击中身亡了。哥哥去世的那几年，母亲几乎哭瞎了眼。记得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放学回来，我经常会看到母亲在伤心地哭，找不到母亲时，到哥哥的坟头就会找到她。

时间慢慢治愈着母亲的伤痛，渐渐地母亲从丧子的痛苦中走出来了。

村上来了一批上海下放知青，就喜欢往我家跑，父母亲用上海话与她们交谈。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端着碗来我家蹭菜，因为我母亲烧的菜不辣，还放糖，与她们在上海家里吃的菜口味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初期，越剧《红楼梦》电影出来了，母亲特别爱看，附近部队里放映她去看，本村上、邻村里放映她也去看，距离很远的周王茶场放映，她还要赶去看。村上的人听不懂越剧，看电影时都挤在我母亲身边，要母亲讲给他们听。

我从小特别喜欢读书，做家务总是偷懒耍滑，姐妹们抱怨我，但母亲却护着我，千方百计地让我多读一点书。后来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工作，母亲得意地说：“邻村的左瞎子给你算命，讲你以后是靠笔杆子吃饭的，还和我打赌讲，如果算的不准把他的胡琴折断，看来左瞎子算得真准。"这哪是左瞎子算得准，这是母亲一路庇护我的结果！

母亲是闲不住的人，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晚上把孩子们洗漱好又要做针线活，全家人穿的鞋都是母亲自己做的。记得我小时候半夜只要一醒，就能看见母亲还在纳鞋底，总是鸡叫头遍才躺下睡觉。虽然我们姊妹这么多，一年四季从不缺鞋穿。孩子们虽是旧衣旧衫，还是整洁干净的。

母亲年纪大了，不下地干活了，但是一刻也不得闲。二姐是在家里招亲的，生了两个孩子，那时三姐、我和两个妹妹，全家十口人在一起生活，既要带二姐的两个孩子，又要做全家的一日三餐，每年还喂养两头猪。母亲整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我们都长大出嫁了，二姐的孩子也大了，母亲也老了。直到现在母亲还是闲不住，只要晓得我们回去，早早地就要准备烧些我们爱吃的。90多岁的人了，为了不让她再上灶烧饭，老是与二姐闹别扭，说嫌她老了，没用了。只能作罢，让她坐在灶下添柴烧火。那个灶台下烧火的位置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母亲的记忆力特别好，无论是幼时在老家绍兴的事，还是后来在上海的事，都记得很清晰，经常讲给我们听。她生育的8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出生日期、时辰都记得清清楚楚。

从12岁时最后一次离开绍兴老家，母亲一直没有回去过，家里也没有亲人了。她总是给我们回忆绍兴老家的事，我知道她很想家。母亲72岁那年，我们夫妻带着12岁的儿子陪着母亲去了绍兴。

记得那年的“五一"假期，我们陪着母亲踏上了她离开60年的家乡。由于离家时太小，又没有读过书，不识字，老家具体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买了一张绍兴市的地图，凭着母亲记忆中的地名——寺桥头，又问了一些当地的人，很容易就找到了——绍兴市马鞍镇寺桥村。母亲用绍兴话打听儿时的人和事，好多人都围上来问个不停，要拉我们去家里做客，真是令人感动！母亲找到了好多儿时记忆里的地方：当年坐乌蓬船的河浜码头还在，她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尼姑庵旧址改建了小学……母亲久久地徘徊在儿时生活的地方，不愿离去。

母亲喜欢坐车，不论坐多长时间都不晕车，她讲喜欢闻汽油的气味。前几年我经常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也开车带她到上海去玩过。到东方明珠，到南京路，到外滩看新上海的繁荣，也到上海大世界，到石库门去找她记忆中的老上海。找着找着，她摇摇头，找不到了……

母亲85岁时，除了不能较长时间行走，身体还好，我们夫妻、小妹、还有三姐的女儿，开着车（后备箱里放着一辆轮椅），带着母亲再次回到绍兴。虽然这里没有一个亲人了，但我们用轮椅推着母亲在老家的街头逛了很久，母亲非要用她自己的钱，在那里请我们吃了一餐她老家的鱼。

母亲今年已经91岁了，她老人家依然健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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