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过年总要置办年货,就连大文豪们也不能免俗。
因了地域的缘故,南北传统年货各有特色。在《北平的年景》一文中,梁实秋先生深情回忆了儿时家中备办年货的场景:“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订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的装着送上门来”。先生一家,遵循了老北京的过年习俗。
一如北国有过年吃饺子的习俗,年糕则是南方人必备的年货。丰子恺先生家在浙江桐乡,儿时家中的年糕品种丰富,有“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等,读来口舌生津。女作家苏雪林是安徽黄山人,徽州年糕“糯粳米各半、水磨成粉,搓半干,揿入枣木制的模型中……糕饼制成后,入大蒸笼蒸熟摊冷,用新泉浸于大缸,新年里随意取若干枚,或炒或煮”。冰心先生童年在福州度过,过年时家中也做年糕,要“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除此,冰心的母亲还要“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精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
相较众人家中年货之丰足,陈寅恪先生一家1942年在香港的春节过得甚是窘迫。因拒绝日本人的“嗟来之食”,是年除夕,举家分食一个鸭蛋,每人喝了一碗稀饭,当然也谈不上办“年货”了。先生之气节,让人肃然。
鲁迅先生一向对过年没多大兴趣,曾撰文表达对家乡人办年货的不解:“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相比之下,先生更注重“精神年货”,每逢过年都要上书市逛逛,买个一大堆书报回家。如1913年春节期间,就曾四上书市购书60册。
建国后,曹聚仁先生独居香港,但春节前总不忘给内地的元配夫人王春翠寄去年货。“附函中的领取单,你去拿来过年吧!糟米五公斤,豆二公斤,白糖二公斤,会赶得上除夕吧!”“把这些优待券留给你们过年,上海的布和米,都不成问题的……”。透过纸背,依然能感受先生对结发妻子的不了情。
作家冯骥才说过,“中国人置办年货是为了寓意来年的丰足”,也因此冯家置办年货很是隆重,并要备足8样:玉丰泰的红绒头花、正兴德的茉莉花茶、津地吊钱、彰州水仙、宁波年糕、香烛供物、干鲜果品、生熟荤腥。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货的品种越来越丰富,购买年货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而置办点什么,其实都已不那么重要了,或许只是为了追寻那份日益淡去的年味,享受那种辞旧迎新的喜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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