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录像后救人”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5名学生的行为点赞，认为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未免太矫情。被救男子的妻子认为，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

救人的同时应不应该拍照取证，是引起争议的原因所在。有一部分网友表示理解：拍照取证是一个自保的预防措施，可以起到警醒碰瓷、讹诈者的作用；一旦真有碰瓷、讹诈事项发生，也可以免却许多口舌，不至于“百口莫辩”，也不至于会陷入舆论谴责的烦恼。但是，不理解的网友也很多。一种说法是，救人何必留存证据，难道是想受到表扬?一种说法是，是救人重要，还是自保重要？面对紧急情况，一分一秒都是与生命的赛跑，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救人而不是自己。

应该说，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对于“先录像后救人”不理解的网友用意无疑是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社会上道德光芒的闪耀，希望所有的人都是道德的高地，在见义勇为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这样的社会是值得期待的。然而，众所周知，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扶人争议纠纷，使得“扶老人被讹”已经成了一个网络名词和很多人的成见。尽管每次扶人引起的纷争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被扶者事发时昏迷不清，事后错怪误认，有的则是被扶被救者存心反咬一口，还有的竟然确实是扶人者先撞后扶，为逃避责任而“假装义举”，前段时间网上热传的一起“扶人被讹”事件，事后警方查明就是扶人者先将被扶者刮倒然后冒充好人的。

应当承认，“先录像再救人”存在一定的问题。可是总而言之，他们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没有视而不见。当时，在现场还有其他路人，与这些视而不见的路人相比，存在“道德瑕疵”的这些见义勇为的学生，何尝不是道德的光芒？大学生拍照取证后再救人之举，其实反映的是时下社会诚信缺失下的某种道德焦虑症，这与近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的“救人反被讹”现象有关，但也不排除很多时候舆论有过度渲染之嫌。从这角度来讲，大学生拍照取证后再救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肯定，虽然没有必要去效仿，但也完全无可厚非，而质疑“先录像后救人”其实是一种道德洁癖。

有人反问，面对“先录像后救人”的大学生，当我们遇到此类事件时，我们能做到吗？借助技术手段的见义智为，并没有给爱心打折扣，而是增添了一份明智。见义勇为不是一件零风险的事，不要自诩能心无旁骛地去扶危济困。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深处的敏感与畏怯，必须承认这个社会的复杂。让更多人愿意担起责任见义勇为，绝不能仅仅靠空洞的、不切实际的道德倡议，而是要从技术层面提供一系列抵御风险的保障。比如各地出台的“好人法”，就是一种抗风险机制。与之同理，救人之前先录像，则是另一种抗风险机制。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公力救济，后者是私力救济。允许人们以各自的办法规避“碰瓷”风险，恰恰是社会舆论所能提供的“安全垫”。

当然，“善行”需法律护航。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升道德水平，用法律法规和规则意识的普及，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虽然公安机关加强了对“讹人”者的惩戒力度，但“碰瓷”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为“善行”者加油鼓劲。同时对恶意“讹人”者加重处罚力度，并在媒体上曝光，公开还被讹者以清白。才能在社会诚信建设前行中，营造让好人放心做好事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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