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拍照留存值得肯定

□ 符向军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5名学生的行为点赞，认为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未免太矫情。被救男子的妻子认为，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1月22日《长江日报》）

5名大学生扶起倒地男子的行为，无疑是乐于助人、见义勇为之举，值得鼓励点赞。这一点应当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救人的同时应不应该拍照取证。

首先要说明的是，见义勇为者并没有“自证清白”的法律义务。“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不排除社会上确实有一些故意倒地等待碰瓷、讹诈等恶劣现象，但碰瓷、讹诈者如果想指控好心救助者对其实施了侵权侵害行为，而救助者对此又不认可的，应当由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对方的确有侵权伤害行为。比如将其撞倒致伤，不应由被指控的对方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给被指控者增加自证清白的责任。法律上之所以如此明确规定，其实有着深刻的法理依据：没有发生的事或行为，无需去证明，通常也无法证明，法律不应强人所难。

因而，既要行善，又要自保以免被讹，拍照取证并非有评论者所说的“必要条件”，只能说拍照取证是一个自保的预防措施，可以起到警醒碰瓷、讹诈者的作用；一旦真有碰瓷、讹诈事项发生，也可以免却许多口舌，不至于“百口莫辩”，也不至于会陷入舆论谴责的烦恼。

此外，做好事的同时拍照取证留存，也可以作为日后申报认定见义勇为先进事迹的证据，并获得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这对好心救助他人者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肯定、鼓励和抚慰，也有助于广泛弘扬社会正能量，是多赢之举。我们要学雷锋，但也无需苛求乐于助人者都是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对待好人好事不应有道德洁癖，诚如被救者妻子表示的“自保前提下去救别人，可以理解”。

就此而言，大学生拍照取证后再救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也值得肯定，虽然没有必要去效仿，但也完全无可厚非。

大学生拍照取证后再救人之举，反映了社会诚信缺失下的某种道德焦虑症，这与近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的“救人反被讹”现象有关，但也不排除很多时候舆论有过度渲染之嫌。事实上，社会上善良者还是要占大多数，法律上好心救人者并无需“自证清白”，民法总则“自愿紧急救助人不承担损害民事责任”“受益人支付费用、适当补偿”等相关“好人条款”确立了法律鼓励保护机制，给见义勇为者吃了“定心丸”。

舆论要多从正面引导，宣传法律，并多报道宣传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助人脱困受到好评的温馨感人事迹，弘扬社会正能量，让乐于助人的传统社会美德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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