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录像后救人”：见义勇为未打折□然 玉

黎青 作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学生的行为点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但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

到底为什么会有“先录像后救人”，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在评价此事时，尽管也有网友抬杠，但更多的人，包括获救者家属，还是表示了理解与认同。从行为本身来说，先录像后救人，“救”总比“不救”要好；从行为后果来说，录像并没有影响救人，那又有什么不可以？

有一个常识值得提醒，对公民个体的道德期许，永远不该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在一个碰瓷者频出、好人不时被“反咬一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现实一点。但凡未曾丢掉最后的良知、但凡还是见义勇为，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至于说，“救人”的姿势是不是得体、手法是不是合理、态度是不是温柔等等，实在不该强求。“先录像后救人”，这番操作的确不是尽善尽美，却几乎已是那些心有疑虑的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人类的情感，本就是有价值排序上的先后之别。对于一般人来说，恐惧感、自我保护的心理，从来都是排序于“道德感”之前。显而易见，人们不能以完美的道德律去要求五名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不能期待他们成为完人般的道德偶像。很多人觉得“先录像”有些“小人之心”有些“自私自利”了。可正是因为事前“对冲了风险”，他们才敢于去冒险。

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深处的敏感与畏怯，必须承认这个社会的复杂和恶意。让更多人愿意担起责任见义勇为，绝对不能仅仅靠空洞的、不切实际的道德倡议，而是要从技术层面提供一系列“抵御风险”的保障，比如说各地出台的“好人法”就是一种抗风险机制。与之同理，救人之前“先录像”，则是另一种抗风险机制。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公力救济，后者是私力救济。

“先录像后救人”，如果我们草率地、一刀切地否定这一行为，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再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不会录像也不会救人了吧？就鼓励见义勇为来说，“安全垫”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允许人们以各自的办法规避“碰瓷”风险，恰恰是社会舆论所能提供的“安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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